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百度网盘下载

竟然在看理想蹲到大佬! 知名传播学学者刘海龙老师带着重磅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来啦!从口语到互联网,从媒介的前端到生产的后台,从交往的意义到媒介的控制力,让我们一起去媒介的幕后,获得理解世界的新眼光

~媒介、资本与政治,谁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课程分享 #一起学习 #学无止境

每天醒来,很多人第一件事都是拿起手机浏览新闻。某种程度上,我们泡在各种媒介信息里,一日不看,就会几乎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但究竟什么是媒介?

在传播学的视角下,社交网络、病毒、道路、语言、表情、空气、火、新闻、电话、屏幕、文字……所有把两个及以上的事物连接在一起的第三者,都可以被称为媒介,一切皆为媒介。

然而也正因为媒介涵盖内容太多、影响广泛,如何运用媒介,媒介与人的关系反而成了问题:

出现了负面新闻,为什么我们首先指责的就是媒体?

现代知识结构越来越浅薄是因为互联网吗?

为什么有“女大学生”“女部长”,却没有“男大学生”“男白领”的称谓?

在《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节目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刘海龙,将从日常的媒介问题入手,用传播学“一切皆媒介”的第三者视角,围绕人类的媒介行为,从技术、内容、机制、影响四个方面,讨论媒介与人的关系、媒介运作规则,以及它对日常生活、社会秩序及文明的塑造。

在传播学的视角下,世界是什么样的?

在《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节目中,我们将从口语到互联网,从媒介的前端到生产的后台,从交往的意义到媒介的控制力,一起看到媒介的幕后,知晓媒介正在如何隐形地塑造人类,获得一种理解世界的眼光。

最后,课程还将探讨一个问题,生活在媒介中的我们,是否要走出楚门的世界?

刘海龙教授曾说,“一旦我们把媒介考虑进去,过去简单的二元因果关系就会因为加入居间的媒介而变成三元关系甚至多元关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一个新的思想和实践空间就被打开了。

这种普遍的‘第三性’,启发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很多难解的问题,甚至哲学问题。比如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精神与物质的问题,如果意识到这些问题中间有语言、身体作为中介,很多新的角度就会涌现出来。”

一起从媒介角度,开启一趟深入了解自身生活的奇妙旅程吧!

二舅的故事,想必无需再赘言。有关“二舅”的纷纷扰扰,如同过往许多热点话题一样,迅速席卷网络,经由人们的消费与啃食,几经沉浮,再迅速沉没。

热潮褪去,治愈了许多人也刺痛了许多人的《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下简称《二舅》),还能给我们留下些什么?

某种意义上看,《二舅》的火爆可以视作一个很有意思的传播学案例。前不久看理想App上线了知名传播学学者、传播学教材编写者、译者刘海龙的重磅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在最新一期的番外篇中,刘海龙教授也运用传播学中一些非常经典的理论,如议程设置、框架理论、铺垫效应等等,对《二舅》及其传播进行了一次解读和“解码”,今天就与你分享。

这里讨论的重点不在于《二舅》视频本身的争议或优与劣,而在于通过传播学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一则这样的短视频或内容,可以如何通过文本、语言和表达,传递(甚至可能是无意识、潜意识地)某种立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讲述 | 刘海龙

来源 | 看理想App《传播学100讲》

(内容有删节,完整内容请听节目)

01.

语境的坍塌

传播学里有一个理论叫做“议程设置”,指的是在传统的大众媒体时代,媒体报道得越多,人们就会越关注一件事情。但是到了新媒体时代,很多人开始质疑议程设置是不是不再适用。

因为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人们能接触到的媒体非常有限,有影响力的媒体也非常有限。但是在今天,我们能接触到的媒体太多了,不仅有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体、自媒体,可以说,现在只要是一个公民,基本是就可以开一个自己的媒体。

也因此,今天能够争夺我们吸引力的内容和媒体太多了,大众媒体已经渐渐地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一枝独秀地去设置议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二舅》视频全网爆火的同一时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但是为什么是《二舅》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

这其实体现的正是新媒体强大的影响力和议程设置能力

这个视频的传播其实是一圈一圈地在扩散,最早是在b站出现,当时b站也对这支视频做了首页推荐(不过因为视频内容虚构的争议,b站随后也已撤销推荐),所以它的点击量一下非常高。平台的引流其实对一个视频能否爆火几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得视频迅速地被大家看到;而视频的内容本身,也让很多b站的主要用户受到感动,这与b站用户的画像也有很大关系。

在视频被广泛传播之后,也有很多人批评说,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带有非常强的“小布尔乔亚思想”,也就是指通过消费苦难来制造一种感动,并且从中获得某种思想上的升华启示。

这样一种思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跟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不无关系,它使得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叙事风格很容易接受。可以回忆一下,中小学课本里是不是会经常给大家塑造一种理解世界、思考问题的模式,就是很容易把一个问题上升到个人情感,上升到一种伦理的教诲。

其次,大量的媒体包括官方媒体,实际上也在推动视频的传播。有些官媒很快就对视频发表评论说,“二舅活出了我们向往的饱满人生”,并且表示“二舅的一生不过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写照,它底层、琐碎、平凡,苦难与幸福交织”云云,其他媒体、自媒体也跟进了报导和评论。

所以你会看到,主流媒体的报道和宣传就让这个视频从b站的目标用户迅速扩展到了社会的一般大众,进入到了一个更大的受众群,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出圈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视频走出它的目标受众,进入到一个原来没有想到的非目标受众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语境的坍塌”。这时候问题渐渐显露,一些视频里的叙事或原先被忽视的问题开始引发其他人的不满,也让一些人对其中虚构性的内容提出了质疑。

这个过程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一个内容不断地扩散,新媒体使用它非常强大的推荐、推送以及出圈的这样一种机制,运用人际传播进行大量扩散的同时,也增加了内容的解读风险。

前不久三亚突发疫情,滞留旅客众多,“澎湃新闻”连续多天报道了三亚当地的情况,其中一则报道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就是“成都一家13口滞留三亚酒店,住一晚上万,吃一餐7000块”。(目前该文已删除)

很快便有自媒体发布文章对“澎湃”的报道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有意挑起对立,居心叵测”“博眼球赚流量”等等,《海南日报》客户端随后也转载了相关文章,引发更广泛的讨论。

根据后续其他媒体的采访跟进,新闻当事人回应表示,实际上当时的报道的确有点夸大了,“每顿饭700元一个人是误解”,因为酒店有不同的餐厅,住客其实可以自主选择,不是每天必须每个人都要吃700元一顿的餐。

也有一些网友去调查了,酒店700元一顿的餐到底包含什么,这里面有龙虾,各种海鲜自助,可以自由畅吃,所以700元价格还算公道。而滞留7天将花费“18万”也是一个总体粗略的计算,包含食宿费用加总在一起算出的。

所以这则新闻很快被证实,在采写过程中确实存在问题,采访者并没有做到很好的核实。记者只是听了被采访对象的一面之词,没有对他所说的房费、餐费问题做进一步的调查。从媒介规范的角度,新闻采访者没有做到三角互证法。

也就是说,采访者没有去比较不同来源的信息,来评估受访者阐述的真实性。媒介规范里通常都会强调,做新闻不能仅听一面之词,必须具备一定的质疑精神,不能听什么就信什么,要从几方不同的信源去核实、做交叉验证

因为有的时候,受访者可能也是在利用媒体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夸大某些事实。记者要意识到,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你不能够完全相信,或者假设其中的任何一方就是绝对正确的,必须要进行事实的核查。

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真相的问题,媒体是不是只能够报道百分之百的真相?在新闻传播里面,其实大家也有共识,因为真相本身不是一个结果,真相是一个过程。今天看到的真相,明天也许就会被推翻。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视频背后的“框架”。

我们知道,任何内容都不是中立的,叙述者在叙述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如果具体到《二舅》这支视频里面,可以看到,视频创作者并没有直接去让大家接受某一个观点,而是通过故事来承载某一种观点,承载某一种价值观。这就是所谓框架。

我们说到框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讨论的就是归因的问题。所谓归因,就是指当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怎么去思考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

在传播研究里面,美国政治传播学学者仙托·艾英戈(Shanto Iyengar)他们曾做过一个研究,即研究同一个现象,一种报道是给你讲故事,另一种报道是给你统计数据,比如谈失业的问题,一种是找一个失业的具体的人去讲他的故事,他的悲惨故事或者他的奋斗故事,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去展现视野。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到统计部门去拿一些数据,比如失业率是多少,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区,失业情况是怎么样的,哪些行业失业情况最严重,等等。就是用一些非常抽象的统计数据来谈论失业这个现象。

这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框架。

通过研究实验,艾英戈发现,个人性的叙述,或者说故事性的叙事,人们很容易把责任归结于个体。也就是说,每一个失业的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就你失业了,别人没有失业呢?可能是因为你安于现状,或者不思进取。所以,个人性叙事很容易让人把责任归结于个体,可能是懒、能力不强、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等等。

相对的,如果是抽象叙事,也就是用统计数据展现出来的故事,人们就更容易把责任归结为政府、国家。因为这些抽象的数据会让人意识到,它实际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这个时候谁应该负责?显然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在《二舅》的视频叙事里,责任归结为谁呢?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看不到责任,最多展现的就是一种“命运”。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化,都被创作者隐藏到了幕后。

创作者强调的是二舅如何逆来顺受,又怎样乐观地去对待所有的问题,这也就是视频文案里所说的“一手烂牌”,他把这手烂牌当做了一个既定的事实。

真相的背后永远还有更多的真相。马克思也提出过一个观点,在新闻学里非常有名,叫做“报刊的有机运动”。他的意思是说,只要新闻媒体不断地在运动,今天的报道,明天还会继续报道,而且除了一家媒体报道以外,其他的媒体也都在不断地参与报道,这个时候真相总会有机会被一点一点地揭示出来,我们总归会慢慢接近真相。

此次事件中,“澎湃”的报道最开始的确是有问题的,是不规范的。但后来很快有其他媒体跟进,纠正了“澎湃”报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新闻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可以试着用更善意的态度,而不是但凡出现任何一点点差错,就去大加指责新闻媒体。

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整个新闻媒体业的表现,不是一家媒体,而是很多家媒体,不是在一个时间点,而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去更好地反映事实。

对媒体报道的回应,往往也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比如现在公众说起媒体,就很容易带有一种潜在的敌意。

在这次事件里,就流传有一张来自“三亚武汉滞留同胞群”的截图,有网友就在群里表示,别拉记者进来,记者都是为了流量。类似这样的说法,不仅很伤记者的心,也有失偏颇。这类回应对于整个新闻界能否更好地报道,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同样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当然必须承认,今天由于新媒体技术以及一些政策原因,很多资深的、优秀的记者,可能纷纷跳槽到其他行业,一定程度导致了今天新闻行业缺乏经验的记者比较多,所以可能容易出现类似在报道中间核实做得不够的问题,致使整体新闻质量的下降,也让受众对新闻内容和质量产生了种种异议。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果一个不加任何考虑就对媒体存在普遍敌意的社会,可能也是不健康的。因为对于媒体的普遍敌意,最后损害的还是公众自己的利益。

02.

媒介的监测环境功能:

为什么媒体经常传播“负能量”?

对于媒体,我们还是应当抱持一个积极、理解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报道,但这同时也对媒体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需要在报道中做到更加专业,提供更精确、更全面的报道。

反过来,面对其他媒体一些负面的或失实的报道,官方媒体最好的回应方式其实是提供事实,做出恰当的回应即可。如果用比较情绪化、缺乏专业性的信息和文字作为回应,那么起到的只会是副作用。

这种做法也很可能会让普通民众对新闻功能产生一些误解。这里就涉及到,媒体为什么喜欢报道“负面新闻”,或者说媒体是不是就只能报道“正面新闻”?

在传播理论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大众传播的“功能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他认为,媒介有三个主要的功能,一是环境监测,二是协调社会(沟通联络)的功能,三是文化传承的功能。

在这三个功能里,第一个功能就说到了,媒介是要去监控环境的变化,就像雷达一样不断地扫描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普利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如果国家是一条船,记者就是站在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随时注意发生在海平面上一切最新的事情”。

我们当然要问,为什么二舅一定要拿一手烂牌?为什么他不能拿一手好牌?或者说,为什么其他人拿了好牌,而二舅就拿了烂牌?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但这些在视频里其实并没有呈现。

在传播研究里其实讲到过,20世纪30年代,当时还只有广播,很多家庭妇女愿意在家里听肥皂剧,并且非常痴迷。研究者就做了一个调查,探究为什么这些女性要听肥皂剧。调查出来有很多的动机,排在第一位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情感释放(emotional reliefs)。

因为这些肥皂剧往往有一个路数就是一开始主人公境遇很惨,随着剧情推进,再慢慢地重新从低谷走回高峰。这些听众去听苦情戏,就造成一种感情的释放,自己生活过得很惨,但是还有人比我更惨,比我更不容易。这个时候一对比就平衡了、满足了。

在《二舅》的叙述框架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看不见的来源,然后观众看到的就是二舅很惨,以及如何去应对这种惨。同样的,受众在这观看过程里面也获得某种感情的释放。

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框架会失灵?这就要说到传播研究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效应,叫做启动效应,或者叫铺垫效应(priming effect)。

意思是指,我们在接受一个新的信息的时候,总会去援引和思考旧的信息。因为大脑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会走一些捷径,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信息的时候,往往会把它放到一个背景下去理解。这个背景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我们最近刚接受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刚刚被接受,还很新鲜,浮在大脑的表面上,很容易让大脑首先想到它们。

你如果参加过期末考试,可能会发现,在那段时间脑子里拼命都在背某一门课,那么这段时间无论你谈起什么问题,都可以和背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一种铺垫效应。

所以为什么二舅的故事随着传播出圈,最后被大家进行了一种反向解读?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的环境和社会背景,经济运行情况可能不是很好,各个行业都受到疫情一定的冲击,关业、倒闭的现象也很常见。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当人们试图理解二舅的故事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现状和整个社会的现状代入进去。

观看者可能会开始思索,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要让我去忍耐?究竟谁应该为这样的事情负责?难道我们忍耐了就能变得更好吗?……

因此有些人会很自然地去反抗这个故事原有的一种道德升华。这就造成了这个故事原有的框架的崩溃。

这其实就说明,媒介的作用在于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新出现的一些事情。什么是最新出现的事情,或者说哪些最新出现的事情,是最值得被报道的?

媒介就像是一个哨兵,我们看到在动物界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一群动物在吃草,这时候就会有几头动物在旁边,警觉地看着周围的环境有没有捕食者进入,如果有,它们就发出信号,其他动物就开始逃跑。

所以哨兵的功能是什么?就是监控周遭环境有没有危险。人类最早也是这样,当大家住在山洞里的时候,洞口就会有人站岗放哨。我们现在能看到在一些机构单位门口也有哨兵,他们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周围环境的变化。

环境变化之中,哪一些是更值得关注的?显然,如果很正常、一片祥和,这是不值得被哨兵额外关注的,要关注的是那些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危险、对我们的安全带来威胁的最新变化。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安全的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人的基本需求。所以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他们在进行环境监测、环境扫描的时候,第一个要关心的就是那些可能对大家造成不利影响的负面的信息。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众媒体喜欢报道“负面新闻”,其实这就是它的功能。如果媒体仅仅报道正面的信息,那么媒体就没有完成它的功能。

媒体环境监测的基本功能看上去是负面的,但实际上是正面的。

另外媒体报道负面新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现实进行监督。报道负面的事件,实际上是要让大家看到这样的事情不能做,媒体其实是在帮助树立一种社会的价值规范。

如果大家还记得,若干年前,广东佛山小悦悦被车撞倒后遭受反复碾压,最开始从她身边路过的十几个人都没有去救她。但这起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大众也积极参与这类社会问题的讨论,在路上看见倒地的受伤的人,是不是可以“见死不救”。

形成大规模讨论之后,对社会整体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很多人在看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很难再漠然。所以说,媒体报道负面新闻,去监督这样一些不道德的事件,实际上是在强制形成一种规范,可能会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第三个问题,我们来谈一谈故事中呈现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近代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到底层去寻找精神资源,这其实是知识分子惯用的一种方式。

中国文学,尤其是近代文学的传统里面,我们对于城市本身好像总觉得它有一种原罪,当我们在城市里遇到了困难,负伤之后,就会很自然地去农村或底层寻找精神资源。之前很流行的“逃离北上广”,去小城市、去乡村,其实都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延续。

对乡村的想象,有的时候是城市阶层或者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自我投射。然而这种想象可能和现实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在《二舅》的视频里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叙述者只有视频创作者本人画外音的解说,从始至终二舅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所以视频里真正的主角、真正被叙述的那个人(二舅)实际上是失声的,是沉默的,是被代言的。这里面更多是投射了视频创作者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被叙述者本身在视频里是没有主体性的,尽管视频号称自己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

我们经常能听到一种批评的声音,“媒体为什么要关心这个事?还有那么多正面的事情,你关心这样的负面事情会不会产生不良导向?媒体是不是有什么不良意图?这会让年轻人觉得我们国家不好,觉得老百姓素质低。所以媒体要多报道好人好事,让人民看到希望”。

这种言论的核心意思是说,媒体不应该去报道负面新闻,它们报道的负面新闻,会让人产生一种坏事比好事多的印象,所以这种话的后面还会跟着质疑,媒体是不是“故意侮辱国家,记者良心何在、居心叵测”等等。

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就把媒体报道内容上升成一种记者的主观意图。

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是把大众传播的功能和人际传播的功能混淆在一起了。大众传播要关注公众关心的问题,不是去实现个人利益,所以媒体是有公共性的,不能将其看作单纯的“私企”,而许多批评声音,实际上就把媒体理解为是某几个人控制的私企。

因为这个精神资源本身是经不住推敲的,除了事实性错误以外,对二舅本身的解读也是偏颇的,或者说是创作者自己要不要去迎合受众的问题。

所谓的精神内耗,其实就是一种外耗,或者是一种他耗而不是自耗。创作者在视频后面提到了“争取胜利”,但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曾提出,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所谓的“功绩社会”,不断地要给自己设置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像过去一样告诉你不能做什么,而是告诉你你能做什么。这样的一个目标,反而让我们产生了心理的焦虑,这恐怕是内耗的源头。

所以有的人选择回到农村,去寻找这样一种乐观的对待现实的态度,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做法。因为最终要解决的内耗的源头是在于整个经济社会。

视频里沉默的二舅,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是否真的对生活逆来顺受,是否真的能乐观面对一切,这些在视频里我们是看不见的,仍然是作者的代言,把一切写得云淡风轻。某种程度上,作者或许只是把自己的问题,以及想要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意图,投射到了二舅的身上。

这种看法背后,其实也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把媒体看成一面镜子,认为媒体就是应该反映现实,如果没有很好地反映现实,媒体就没有完成自己的职责。

这里值得怀疑的是,第一,有没有一个关于现实的图像?如果有这样一个图像,才能有一面镜子去反映这个图像。

但是我们能看到,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在不同人的眼里,大家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就像历史学家去研究一个历史过程,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立场去看待同一个议题,不同人看到的也都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知识本身是有视角的,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客观的、关于现实的图像

媒体能不能够反映一个客观的图像,在现在的新闻学或者传播学里,大家已经产生了共识,媒体实际上是在建构现实,这种建构本身,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挑选性再现,都是有视角的。

而这种视角体现了媒体的价值观和判断。在这个具体的事件里,媒体是去关注普通人的困境,可能的风险还是正面歌颂,安抚滞留游客,这就代表着不同的视角,我们不能说哪个更对,哪个更错,但是用一个完全替代另一个肯定是有问题的。要允许不同的视角存在。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澎湃”作为一家上海的媒体,有没有权利去关心三亚发生的事情?有没有权利去报道滞留游客的状况?

大众媒体的目的是什么?按照《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这本书里面所说,新闻的目的就是提供公民自我管理所使用的知识。

今天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已经是我们所说的媒体融合的时代,其实已经没有所谓“地方新闻”了,因为所有新闻,理论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能通过互联网看到。

不少人讨论视频背后的价值观问题,我想用传播研究尤其是批判理论里经常涉及的一个概念来阐释,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

说到意识形态,很多人会把它想象是一种欺骗,一种虚假的东西。其实,意识形态是在制造一个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我们人要为现实赋予意义,这个意义的框架是什么,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意识形态”。

所以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对主体进行一种支配或者限制,也为我们主体寻找到一个人生意义。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意识形态的功能总结为三个,其实很适合我们用来分析这支视频:第一个,把局部的利益表现为整体的利益;第二个,对矛盾存在的否认,或者对矛盾本身进行一种改变,或者是演化;第三个,通过具体化,使目前的状态正当化。

这三个功能,其实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都能找到。首先是把局部的利益表现为整体的利益。可以想象,像二舅这样的农村居民不在少数,那么这些农村的残障人士,他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像二舅一样“争取胜利”?其实我们不敢想象,如果都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大部分残障人士是不可能像二舅一样这么奋发有为,去为自己寻找一个非常理想的结果的。所以视频其实是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给等同起来了,但我们不可能靠每个人的奋发努力去解决整体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对矛盾的存在进行否认,或者转移矛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并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它基本是一个社会的矛盾。比如对于残障人士的补助问题、农村的养老问题、城乡的差异问题,甚至包括弃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强调个人的努力来进行解决。

这种解决带有太强的随机性,实际上也把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进行了转化。

第三个就是通过具体化,使目前的状态正当化。我们看到在视频的结尾,创作者一再强调二舅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了命运,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让周围的人生活得更好。实际上意味着,通过二舅的努力,把所有的矛盾都解决了,使得目前的状态正当化了。

当然我们要承认,对于某一个个体来讲,的确只能如此,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精神当做一个标准来进行歌颂?这种歌颂最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果,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当创作者把这样一些社会矛盾转接到个体身上,实际上是使目前的状态正当化了。意味着,大家其实不要去改变矛盾,只要通过自己来适应,那么所有的矛盾就消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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