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登读书会浪漫之魂

樊登读书会浪漫之魂

樊登：大家好，我们今天是在国贸的樊登书店为大家讲解本期的新书，叫作《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

我之前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是想随便翻一翻，结果没想到越读越带劲，心潮澎湃。所以我就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赵林老师。欢迎您，赵老师。

赵林：您好。

樊登：我之前对卢梭感兴趣，是因为有一天我在家里边说了一句话，我说“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然后我们家里人特别赞叹，说你怎么能说这么好的话呢？我说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卢梭说的。后来他们就问卢梭还说过什么话，我说那我要看看他的其他书，我就找卢梭的书来看。

没想到卢梭这么重要，我们过去只是知道他写《忏悔录》、《爱弥儿》，还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等。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此之重要，是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才了解的。而且人还长得这么帅，这就是他的画像？

《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封面

赵林：对，这就是他的画像。

樊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卢梭的？

赵林：我关注卢梭就比较早了，我当年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卢梭，当然是写卢梭的一个方面，写他的《社会契约论》里边表现的社会政治思想。但是我对这个人从一开始也比较感兴趣。

其中有个小插曲，当年我们刚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我是77级的，第一届。那时候书店里边的书，远远不像这里现在布置的这么多书，汗牛充栋的。当时书店就是很少的一些书，当时还是有限额的，我们要到新华书店门口排一整夜队，一个人只许买三本书。那个时候上市的也很少，大概也就是十来种书，一个人只能买三本。当时我就排了一夜，买了三本书，一本是小说《斯巴达克斯》，还有一本书我记不清是什么了，还有一本就是卢梭的《忏悔录》第一卷。

当时买回去以后，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当时也是跟你一样，心潮澎湃。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因为他太有个性了。当时启蒙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代表的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理性是一种普遍性，必须要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但卢梭恰恰相反，他是代表一种个体的、个性的、浪漫的、情感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正好相反，所以他更多是代表他这个人。

当时卢梭和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两位重要的领袖人物，对后世影响特别大。但是我认为伏尔泰是可以后边加“们”的，加复数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伏尔泰们”。

樊登：对，那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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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对，他们那种人，他们的思想都基本一致。伏尔泰也好，孟德斯鸠也好，包括晚一点的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达郎贝这些人，大体上都可以用复数，但卢梭就这一个。

其实卢梭在法国启蒙运动里边他算是第二代，属于晚辈的。法国启蒙运动可以分为两代，第一代就是像伏尔泰，像孟德斯鸠，还有丰特奈尔、培尔这些人，他们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第一代。这些人都是有地位的，不是出身于贵族，就是出身于豪门，而且早就已经出名了，他们对法国启蒙运动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卢梭和狄德罗、达郎贝、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这些人，他们属于年轻一代。他们比伏尔泰、孟德斯鸠，大概要晚差不多20年， 就是差一代人。

樊登：为什么当时在法国会发生启蒙运动？以及启蒙运动的历史地位到底是什么？

赵林：首先16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社会变革、文化变革——宗教改革。我认为宗教改革是整个欧洲现代化的起点，现代转型就从这来。文艺复兴的影响力远远无法跟宗教改革相比，虽然文艺复兴更花哨，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的、非常美的艺术作品，出了一大批艺术家，比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但是他们对整个欧洲社会转型、文化变革起到的影响，远远无法跟宗教改革相比。

宗教改革是西北欧的很多地区、国家，特别是日耳曼的地区，比如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英国，这些国家纷纷都打起了反叛大旗。他们开始改信新教了，新教是要回到早期基督教那种纯真的信仰。它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以梵蒂冈、罗马天主教会、教皇代表的铁板一块的天主教，已经完全背离了早期基督教的宗旨。

樊登：腐朽堕落了。

赵林：对，他们认为你背叛了，所以他们是原教旨主义者。宗教改革运动就是起源于比较贫穷、愚昧、朴素的日耳曼民族，对南方拉丁民族，尤其是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一种极大愤慨。具体来说，他们抨击的对象包括天主教会的头面人物——拉丁人、意大利人、法国南部人、西班牙人，以及红衣主教、大主教、十字教皇、美第奇家族，这些有钱、有势、有品位，但是在他们看来没道德、没信仰的人。

因此宗教改革本身的初衷是非常保守的，用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来说，就是“世俗世界的巨大成就，往往是圣城工作的意外收获”。

也就是说，宗教改革本来是想回到早期基督教，结果没想到最后导致铁板一样的天主教的江山的破裂——西北欧的很多国家利用宗教改革自立门户，摆脱天主教皇的控制，自己开始发展民族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得到人民的支持。其中也包括无意中推动了经济变革，导致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最早的宪政民主的出现，这一系列的变化就是西方现代化的开端。所以宗教改革是这样一场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背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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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7世纪，欧洲就发生了另外一场很重要的文化变革——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最大的不同地方，就是它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是完全一致的，意识是明确的。启蒙运动就是要发展理性、科学。

因为这两场运动前后相接，必须连在一块儿讲。如果总结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各自的特点和差别，可以这样说——宗教改革是用信仰的权威取代教会、教皇的权威。马丁·路德认为信仰最重要，他宗教改革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因为信仰而得救。所以他把信仰塑造成至高无上的地位，用信仰的权威来取代教会、教皇的权威。启蒙运动正好相反，启蒙运动是要用科学、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信仰的权威。因为信仰固然是砍向罗马天主教会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假的一把利刃，但是它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也砍向了科学精神，科学的很多东西不符合信仰。比如说到底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哥白尼生前不敢发表他的著作，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按照基督教信仰，那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樊登：对。

赵林：所以17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就是要高举理性大旗，用理性的权威来取代信仰的权威，所以是这样一个过渡。

樊登：这个进而引发了后来的法国大革命？

赵林：对。

樊登：很多人都看过《悲惨世界》，这本书里边赵林老师写到，《悲惨世界》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那个后来牺牲的小孤儿，叫伽弗洛什。

赵林：对，伽弗洛什。

樊登：在那个歌剧里边，伽弗洛什就坐在那马车后边唱歌嘛，那个歌怎么唱的？说什么这要怪卢梭，什么这要怪伏尔泰？

赵林：对。当时是1832年巴黎巷战，人民起义军和政府军对峙，小伽弗洛什虽然没受过任何的教育，但他是站在人民起义者这边。当时冒着枪林弹雨，他就为这些人民起义军，从那些死人身上捡子弹。然后就像个小精灵一样，冒着枪林弹雨在巴黎街巷上蹦蹦跳跳的。一边在死人身上捡子弹，一边就唱着打油诗。

这个打油诗的头一段我是记住的，就是“楠泰尔人丑八怪，这只能怨伏尔泰；卡莱索人大脓包，这也只能怨卢梭”，这完全是打油诗。

樊登：咱们翻译得还挺押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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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对，还挺押韵的。楠泰尔、卡莱索都是一些地方。然后他又接着唱了两段，有一颗子弹一下打中了他，他一下倒下来了，但是还没有毙命，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还在唱“一颗子弹打中我，这只能怨伏尔泰；鼻子埋在水沟里，这也只能怨卢梭”，然后又被一颗子弹打中，最后就失去了生命。

所以连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街头流浪汉，都知道伏尔泰、卢梭，可见这两个人影响太大了。所以18世纪的法国是属于伏尔泰和卢梭的。

樊登：那咱们就开始进入卢梭的生平吧，看看这么伟大的思想家是怎么诞生的。1712年6月28号，卢梭诞生在日内瓦？

赵林：对，因为当时日内瓦它还不属于瑞士，那时候没有统一的瑞士这样一个共和国国家。日内瓦是日内瓦，伯尔尼是伯尔尼，苏黎世是苏黎世，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日内瓦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加尔文的大本营，所以它是清教徒的最重要的阵地，而卢梭就出生在日内瓦。所以后来卢梭在法国混世界的时候，他始终坚持我是日内瓦公民。一个方面就是说法国是个王国，日内瓦是个共和国，所以他始终是以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自居，而不是以王国的臣民身份自居的。这一点也是他后来和很多同辈，或者是上一辈的启蒙思想家闹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樊登：所以他从小对国王就没感情？

赵林：对，他就认为法国这一帮启蒙思想家都很虚伪，你们坐在贵妇人的沙龙里边，得到那些诸侯们的追捧，在一批地位颇高的粉丝追捧下，对社会进行批判，所以这种批判完全是言行不一的。就像伏尔泰有一句响彻欧洲的口号叫“粉碎一切卑鄙无耻的东西”，是用拉丁文表述的，这是伏尔泰影响非常大的一句口号。但是伏尔泰一边高喊着“粉碎一切卑鄙无耻的东西”，一边和所有这些代表着欧洲的卑鄙无耻东西的上流社会过往甚密，在贵妇人的沙龙里边、在这些国王的客厅里边，进行着社会阴暗的勾当。而卢梭就认为我是日内瓦公民，我是站在人民这边的，所以他和伏尔泰就典型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群，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贵族的、崇高的、高雅的；一种是平民的、真实的、朴素的。

樊登：卢梭小时候没有受过特别好的教育？

赵林：他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他特别缺乏母爱。因为他出生后不久，在他弟弟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就难产死了。他父亲又是一个比较率性、自由、浪漫的人，经常十天半个月不回家，也不管他，就把他放在他姑姑家，所以卢梭从小是在姑姑家长大的。后来他就开始在日内瓦当学徒，有一次他父亲跟人发生冲突，就再没回来，所以就等于他也没有父亲了。 樊登读书会浪漫之魂资源下载

樊登：对。

赵林：所以他从小就是一个小童工，经历过很多磨难，是一个小童工，因而也就养成了比较自由的心理，无拘无束，没有羁绊。所以后来有一次他出去郊游，结果回来时日内瓦城门关了，他索性就不回去了，他觉得反正当个学徒也没意义，干脆就开始去流浪。这样他就来到了法国安纳西、尚贝里，就是法国紧靠着瑞士的地方。

樊登：就这么随意？

赵林：对，来到这个地方后，他就到了一个庄园，遇到了一个贵妇人。

樊登：华伦夫人。

赵林：对，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是个寡妇。

樊登：他是自己走过去的？

赵林：当时有一个神父把他介绍去，他可能是路上碰到这个神父的。

樊登：神父说那边可能能够收留他。

赵林：对，结果华伦夫人就收留了他。

樊登：他把华伦夫人叫“妈妈”？我看书里边写，后来他还回到过庄园去看华伦夫人。

赵林：对，若干年以后，他还和自己的妻子瓦瑟到华伦夫人的墓上悼念她。他后来甚至认为世界上没有比华伦夫人更伟大的女性，华伦夫人甚至可以跟希腊伯里克利的那个情人阿斯帕西娅相比。

樊登：这一段经历对卢梭的思想养成有什么影响？

赵林：那影响太大了，因为卢梭的系统教育都是在华伦夫人的客厅里面进行的。华伦夫人是一个很有教养、很有学问的这样一位寡妇。

樊登：等于给他在这儿上的学。

赵林：对，他整个的教育，特别是那种感性的心灵的教育都来自华伦夫人。

卢梭后来走向浪漫主义，成为浪漫主义的鼻祖，跟他在华伦夫人那受的教育有关系。他这种教育不是学校里面正规的、理性的教育，他是在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有风韵的一个少妇的影响之下进行的教育，这种教育都是文学的艺术的、音乐的，都是这些方面的。所以卢梭后来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是音乐篇，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他也没有去过音乐学校，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像贝多芬，像巴赫这些人在教堂里面供过职。但是他的所有的音乐教养都从华伦夫人来，还有他对艺术、对文学的素养。所以他受到的教育完全是一种情感教育，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在著名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里面，特别强调这种情感教育。

樊登：他在那个地方有足够的书可以看。

赵林：对，读书读得很多。他本来是出生在很一般的贫困家庭。

樊登：之前没怎么读过书？

赵林：没怎么读过书，他小时候对读书如饥似渴，他住在他姑姑家，还有在一些其他亲戚家，包括他当学徒的时候，他是只要找了一本书就可以通宵达旦地读，如饥似渴，而且记忆力也非常好。所以他确实小时候也读书，但是他没有受过这种相对比较系统的教育，而在华伦夫人的地方，那就是一种系统的训练，尽管跟学校的那种训练不一样。

樊登：他是1742年的时候才到巴黎的，那等于他在华伦夫人那住了十几年了？

赵林：对，他住了十几年。

樊登：各位想想看，比方说你们家里边来了一个流浪的小孩，用十几年时间培养他长大，教他读书、弹钢琴，这是多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赵林：对。

樊登：他是怀着想要从事音乐事业的梦想去到巴黎的。

赵林：他当时基本上就像我们今天北漂的人一样，没钱，但怀着梦想，想到一个最繁华的地方一展身手。因为巴黎当时是世界之都，是整个欧洲的中心，也是最文雅的地方。所以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想成功，当然是想到巴黎去混世界。

他刚到巴黎时一名不文，没有任何影响力。然后就跟跑到巴黎来混世界的这样一帮人在一块儿，开始关注社会中、政治关系中一些敏感的事情。

后来卢梭就进入一些贵妇人的沙龙里面，因为当时法国的一批年轻人要想出名，一定要到贵妇人沙龙里，这是受文艺复兴的影响。他们发现，搞文艺复兴的人必须是有钱、有势、有品位，这三个一个不能缺，所以你看美第奇家族就是有钱、有势、有品位。还有达·芬奇也是到了香波城堡，被弗朗索瓦一世留下来以后，文艺复兴就此从意大利开始传到了法国，然后法国人就开始学意大利。所以都是由贵族们，由有身份的人来搞这样一种文艺的复兴，后来思想的启蒙，也都是由他们来搞。这些人的特点就是思想非常新潮，敢为天下先，相对来说平民百姓是比较保守的。

樊登：卢梭那时候有一个女伴，但是一直没有结婚？

赵林：对，叫瓦瑟。卢梭当时也是有点矫枉过正，就是刻意跟这个社会、跟这种虚伪的风气相对抗，这个时候他已经跟法国上流社会有点渐行渐远了。

樊登：因为他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按照正常他应该结婚了。

赵林：对，他其实原来也和贵妇人有过法国上流社会的这种情人关系，但是他后来和一个没有任何教育，家庭背景极其糟糕的下流社会的人相恋了，然后就跟她在一块儿生活了几十年，而且他没有结婚。在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不结婚同居在道德上是会受到很多人指责的。

樊登：而且他最大的被指责的地方，是在于他没有养一个孩子？

赵林：对，他把五个孩子全部送到育婴堂去了。

樊登：我过去对卢梭就有这么一个刻板印象。有人跟我说你别去学卢梭，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是个坏人。因为咱们指责一个人，经常会先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为什么是个坏人呢？他《爱弥儿》写得那么好，让大家觉得教育应该充满了爱，甚至像康德这样一个每天按时出门散步，被整个镇上的人拿来对表的人，结果只有一次出门晚了，就是因为读《爱弥儿》入神了。

赵林：对，入神了，他忘了时间。

樊登：这么一个倡导着爱的教育的人，竟然一个孩子都不养？每一个孩子都放在育婴堂门口对就走了？这也确实让我很震撼，但是您这书里边给他正名了。

赵林：因为卢梭从小是在日内瓦共和国，所以他心中有很多都是希腊的理想，因为希腊是城邦制，尤其雅典是民主制，所以他心中总觉得教育以及人格、理想都应该是希腊式的。当然罗马的英雄主义也鼓舞过他，但是他更多是希腊式，所以他受柏拉图的影响比较深。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面有个观点，就认为抚养孩子是国家的事。

樊登：把孩子都放在一块儿养？

赵林：对，一块儿养。所以他认为他是出于一种共和的理想，出于一种《理想国》共和的理想做出的选择。

樊登：所以过去总有书友给我们留言，让我讲《理想国》，我说《理想国》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理想。

赵林：对。

樊登：《理想国》里说的东西都挺吓人的：什么样的人不许生孩子，然后能够生孩子你要多生，生完了直接收走，这孩子跟你没关系，诸如此类。

赵林：对。所以卢梭这个做法是受到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也正是这样，后来这件事不仅是你觉得好像匪夷所思，当时那一批跟他反目成仇的启蒙思想家，纷纷以这个来说事。

樊登：对。

赵林：伏尔泰说，一个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的人，还天天说他爱人类，那我们怎么能相信他爱人呢？那就是个禽兽。其他的启蒙思想家也猛烈攻击他。所以卢梭这个人，确实他的内心很矛盾，一个方面他很腼腆，另外一个方面他又内心始终翻腾着激浪。

他跟狄德罗这批人都是平民出身，他们一块儿到巴黎去混世界，当年都是莫逆之交，他当时参加第戍科学院的征文，就是因为去看望狄德罗。狄罗德当时因为思想激进被关到巴士底狱了，卢梭去探望他，结果那天烈日高照，骄阳似火，他在一个树荫下乘凉，就偶然看到地上有个报纸，一个角上面有个征文的消息。

樊登：捡的，机会是捡来的。

赵林：是，机会是捡来的。第戍科学院当时题目就是《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卢梭一看，马上觉得，这就是为自己设计的题目。所以他当时泉思如涌，到了监狱就跟狄德罗侃侃而谈，谈了很长时间，说他打算怎么样来写这篇文章，回去奋笔疾书，就很快完成这篇文章，投下去，果然他一下就中榜了，就得了头奖，他一下名声大噪，就开始在江湖上成名了。

樊登：这是1749年的时候？

赵林：对，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他没法在贵族沙龙里边待了。我觉得他没法待，就是因为他比较腼腆，心理特别敏感，他感觉到自己不属于这个贵族社会。尽管这些贵族把文人加以推捧，实际上就像对待宠物一样。

因为法国启蒙时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贵族的思想都是非常激进的，是敢为天下先的，相反，老百姓、平民的思想是很保守的；贵族往往是无神论的，平民是信仰上帝的；贵族是敢打起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大旗的，平民始终还是非常保守的——传统的道德、传统的宗教，信仰有神论，还包括一些唯心主义。

樊登：要有神的庇佑。

赵林：对。所以当时的一批贵族们是很新潮的，而卢梭很敏感地感觉到自己不属于这个社会。所以他很早就开始自觉地跟这个社会一刀两断，他把假发扔了，把佩剑摘了。当时大家戴假发都是装样子，因为那是贵族的风范。他就把这些跟他身份格格不入的东西全部去掉，他就要回到人民的社会中，回到平民中。

所以正是这样，他后来就越来越偏激，主动地、自觉地跟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一刀两断，就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果然无意中导致了很多跟那个时代的主流正好相反的东西产生。

樊登：战斗性的观点。

赵林：对。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当时最推崇是理性，但他当时是提倡情感。他认为理性和过去的那种信仰一样，都是一个暴君。当理性开始要把信仰、把宗教的专制清除的时候，理性本身就成为一个新的暴君，所以他提倡情感。在政治上，当孟德斯鸠，以及此前英国的洛克这些人提倡三权分立，他在《社会契约论》里面就坚决反对三权分立，他主张人民主权，权力不能分。同样在文化思想上，当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是大张旗鼓、大力讴歌科学技术的进步，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人类幸福福祉的增长，以及人类道德的完善，这是一种主流观点。但是卢梭正好也是相反，他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出一个基本观点：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恰恰导致人类道德的一个堕落，所以有了科学技术，人变得更坏。他谈到制假药，他说野蛮人从来不会做假药，固然他们缺医少药，但他至少不会做假药。

然后当时主流提倡经验性的教育，他就提倡情感教育，《爱弥儿》里面就提出这个观点。当时主流的思想家，像爱尔维修、边沁提倡功利主义，他就提出动机主义。他认为功利并不是评判道德的最主要的标准，最主要的标准恰恰是动机，所以尽管他自己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但他说我动机是善良的。

这也是为什么康德这个人，一生没有任何瑕疵，唯独对卢梭特别崇拜。他不仅是为了看《爱弥儿》忘了散步，而且在他那个简陋的书房里面，唯一的一个装饰品就是卢梭的肖像——一幅卢梭的画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康德是个道德圣贤，卢梭好像充满了瑕疵，但这两个人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脉相成，是相通的。原因是康德能够真正地读懂卢梭，他认为卢梭是真诚的。所以他后来说有两个东西让我们思考越多，感动越深，这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那么这两个因素主要由谁代表呢？对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有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德国的莱布尼兹，一个是英国的休谟。但是对康德的整个思想另外有两个人影响他，一个是牛顿，一个是卢梭。牛顿告诉他整个自然世界是充满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基本规律，谁都不能改变这个规律，连上帝都不能改变。

樊登：这就是头顶的星空？

赵林：这就是头顶星空，头顶星空不是说天上星星，星光灿烂，而是它严格遵循自然规律，井然有序地运行，这才是头顶的星空的真正意义。所以康德为自然界立法，认为自然界严格遵守一套自然规律。而心中的道德律就是卢梭给他的，所以他说卢梭教会了我尊重人，使我在一个平凡的农夫、平凡的老百姓身上，看到了一些崇高的东西。

因为我是做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特别是做西方宗教哲学、基督教思想史方向。那么在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的转变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上帝到底是属于外在的世界，还是属于内心的良知。这个转折是从卢梭开始，到康德完成，非常重要。当伏尔泰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自然神论，还有狄德罗、百科全书派，他们公开打出无神论的时候，卢梭就义正言辞地公开地表示我是信仰上帝的，但同时他告诉你上帝不在外在世界，而在你的心中。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一颗真正的心，才是上帝的真正的殿堂。所以你要寻找上帝，你不要到外面去寻找，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上帝，找不着了。康德告诉你，头顶的星空是严格按照牛顿给我们布出的，牛顿跟我们揭示了自然界是按照这样一套严格、井然有序的规律来运行的。但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引出一个上帝的问题来：上帝更多属于内心的道德和情感，而不属于客观的世界。

樊登：也就是动机最重要。

赵林：对。所以这个转变太重要了，一直到今天，西方很多受了很好教育的人，他们的上帝观仍然是这样。

樊登：对。所以读您这本书，经常让人掩卷叹息，就觉得人生真是太精彩了。在1749年的那个夏天，如果卢梭走在路上不歇歇脚，他就看不到那个征文，就不可能有卢梭这个人了，因为这是他的成名作，他也发现不了自己有写这种文章的力量。

赵林：所以很有意思，无独有偶，他一举成名以后，过了若干年他又看到第戎科学院又一个征文。

樊登：这是1753年？

赵林：对。他又觉得这是为我设的一个征文。结果他写了一篇文章，投到第戎科学院以后，石沉大海，没有影响了。

樊登：这次没有得奖？

赵林：对，但是这一次成就了他那本书。

樊登：启发了他写那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赵林：对，就是那本书。他写了就投过去了，结果虽然没得奖，但这成为传世之作。

樊登：我看书里边写卢梭为了体会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一个人走到森林里边去，去感受原始人怎么生活、原始人的部落怎么分配。

赵林：对，他那个时候是很天真的。其实这种说法可能也是带有一点夸张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在法国、在巴黎、在日内瓦，已经没有原始人了，也找不到原始人了，只不过他是一种心灵的游历。他确实也见过一些从荒野地方来的一些酋长，他也跟他们有过接触，所以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里面谈到了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可能还是有些浪漫的说法。

樊登：那他这时候开始风头渐起，很多人开始传诵他的文章，他怎么就成了大家打击的靶子呢？

赵林：这个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和主流的思想不一样。比如我说了主流在推崇理性，他在推崇情感，他的晚年作品《新爱洛伊丝》，就是用情感反对理性这个暴君。别人在推崇功利主义，他就要强调动机主义。特别是在宗教上，像狄德罗这些百科全书派，公开地打起无神论的大旗，卢梭就跟他们分道扬镳，强调我是信仰上帝的。

樊登：那按理说被通缉的应该是那些无神论者，为什么被通缉的是他呢？

赵林：原因很简单，就是你可以表达无神论的思想，但是你不要直接把矛头对准教会的人士。这一点就像文艺复兴一样，文艺复兴实际是反基督教的那些禁欲主义思想的，但是你只要好好地哄着教皇，教皇还可以把你聘到教廷里面去画画，只要你不反对它的组织，不反对它的人物，那你不会受它迫害。

但卢梭他一个方面强调我是有神论，另一方面他反对天主教皇。当年文艺复兴那些思想家们，他们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但他们不反教会。而马丁·路德是要弘扬基督教的思想，结果他正好反教皇，所以教皇最不容忍的就是马丁·路德这些宗教改革者。

樊登：中间我觉得有一段特别有趣，就是休谟对把卢梭请到英国去，本来是向他示好，说你来英国吧，我们这儿的国王比较开明，给你找一个工作，待在这儿，但他也跟休谟闹翻了。

赵林：说实话卢梭后半生已经成为惊弓之鸟了。所以你看他的《忏悔录》第一部还是比较客观的，比较讲道理的，他确实也谈到了自己做得不对，但到第二部，这个人你就感觉他已经疯了，他已经处在“我都是对的，都是别人不对，别人都在攻击我”这样一种状态。

到了最后，他一个方面离群索居，他摘下了假发，丢掉了佩剑，开始远离凡尘，离开巴黎，跑到荒郊野外，另一方面结仇越来越多，反对他的这一批人都是大名鼎鼎的人，是像伏尔泰这些不得了的人。所以他在欧洲就成为过街老鼠，不管到哪里都受到人攻击，因为伏尔泰的影响太大了，他是启蒙的领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他在法国、在整个欧洲确实都待不下去。休谟当时是因为是在英国驻法国大使馆里做秘书，他非常敬仰这批法国启蒙思想家，也非常敬仰卢梭。

樊登：所以他就把卢梭请到了英国？

赵林：对，本来是想善待他，结果卢梭很快又觉得休谟也是霍尔巴赫-格里姆这个阴谋集团的，就是他认为那帮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是阴谋集团的。所以他不辞而别，又仓皇地离开了英国，最后回到了欧洲大陆。

樊登：他有点被迫害妄想症。

赵林：他就是妄想狂。而休谟是一个非常审慎的人，是典型的英国绅士，所以他的判断是很准确的。休谟认为卢梭这个人，他不仅要扒掉浑身衣服，而且要把自己的皮扒掉，然后在暴风雨中行走，才能得到些许的安宁。他本人内心确实是这样的，思想狂热，表面上很腼腆，但内心是极其地躁动不安。

伏尔泰到1778年，晚年衣锦还乡，回到法国。他之前已经28年没回法国，一直在隔墙骂法国，但是他后来功成名就，最后回到法国。当时法国可以说是万人空巷，整个法国欢呼雀跃。

伏尔泰的最后一部歌剧在法国大剧院上演的时候，群众拥戴着，跟着他的马车后边欢呼雀跃，法兰西学院的全体院士在剧场跟他排队致敬，他的雕像还在演出时候被搬上了舞台，可以说伏尔泰的晚年享尽荣华富贵。而这个时候卢梭正在巴黎郊外离群索居，每天默默地靠帮别人誊乐谱，来赚得微薄的生活资料，和伏尔泰形成鲜明对照。

但这两人又是紧密连在一块儿的。伏尔泰去世以后，卢梭得知消息，没有任何的喜悦之情，反过来跟他的终身伴侣瓦瑟说，我的命运和这个人是连在一块儿的，他既然已经去世，我也将不久于人世，果然一两个月以后，卢梭就死掉了。

樊登：卢梭这么敏感？

赵林：对，就是很敏感。他俩是同年死，没有同年生。

樊登：相差18岁。

赵林：对，差18岁，但是他们俩同年死。而且他们死前的经历很有意思，从中明显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差别。伏尔泰一辈子攻击天主教，从教义、礼仪、教会、神父，他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这个人非常刻薄，语言极其犀利，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没人敢惹他，非常厉害，名满欧洲。但是伏尔泰临死的时候，他得知有一个法国的歌剧演员由于被别人攻击为无神论者，而法国是天主教的国家，宗教专制很厉害，所以死了以后不让他进教堂，最后把他曝尸荒野。伏尔泰这个一辈子攻击天主教的人，考虑到自己马上要死了，就担心自己死后是不是也会遭到这样的一种待遇。

樊登：他害怕了。

赵林：对，所以他最后就把神父请来了。他在临终祈祷，那神父就要问，你信仰上帝吗？他说我信。问你信基督耶稣吗？他就不说话了。但这个神父坚持要问，最后据说伏尔泰支撑起所有全身的力量，重重地打了这个神父一拳，然后说，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跟我谈这个人的事情。

这就是伏尔泰，他始终机智，他也不直接说我不信。伏尔泰去世一两个月以后，卢梭突然感觉到自己生命将至，他就让他的伴侣瓦瑟把他扶在窗口，这个时候朝阳刚刚升起来，他说你看，天空那么灿烂，上帝正在召唤着我。没有任何临终忏悔，也没有任何教会的人士，他就这样平静地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这两个人不一样，有时候说伏尔泰固然是嬉笑怒骂皆是文章，非常凶，非常厉害，抨击力特别强，但是伏尔泰的内心可能是比较虚假的。

樊登：有可能外强中干。

赵林：对，卢梭恰恰是真诚的，所以我宁愿相信他这种动机主义是最真诚的。也许我们觉得这个人完全是变态，但他表里如一。诚如这样，他才能感动康德。

樊登：他是在什么时候写了《忏悔录》？

赵林：《忏悔录》是他晚年离群索居的时候开始写的，那个时候他基本上就完全自绝于上流社会了。

卢梭和伏尔泰结下不解之怨，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征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本书，投给第戎科学院没得奖，后来他还是把它出版了，他当时怀着仰慕的心情把它寄给伏尔泰。

因为早年卢梭来到巴黎闯世界的时候，伏尔泰已经成名了。有一次一个公爵还介绍卢梭为伏尔泰的一个歌剧谱曲，卢梭受宠若惊，认为能为大文豪伏尔泰的歌剧谱曲是莫大的荣耀。所以怀着很崇敬的心情为伏尔泰谱了曲，而且见了伏尔泰，说了很多恭维的话，因为他确实小时候读了很多伏尔泰的东西。然后在后来的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卢梭只要有机会，总是能够希望能够得到伏尔泰的肯定或者提拔。

所以他写很多东西也寄给伏尔泰，结果他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寄给伏尔泰以后，伏尔泰喜欢冷嘲热讽，谁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当时就跟他回了封信，信里面就说，拜读了尊著，不由使得我想起四脚着地，爬回原始社会去的想法，但是我告别这个习惯已经60多年了，所以我已经做不到这一点。等于对卢梭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弄得卢梭就很丢面子。但这个事情只是其中一件，是最早的一个裂缝。

后来就针对卢梭抛弃孩子的事情，伏尔泰就开始猛烈攻击他。这个时候卢梭基本上已经告别上流社会了，就像丧家之犬一样——没有钱，又贫病交加，所以这一批养尊处优的启蒙思想家要纷纷向他开火，这个时候他确实心灵上受到了很深的创伤。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一场9级以上的大地震，而里斯本正好是洼地，所以这个地震引起了海啸，海水就把里斯本全部给淹了，无数的生灵死于这一场大地震。这场地震发生以后，伏尔泰就写了一首长诗，叫《里斯本地震》。他就以里斯本地震为由，对宗教进行批判，对上帝进行冷嘲热讽。卢梭后来读到长诗以后，拍案而起，就给伏尔泰写了封信，公开决裂。卢梭说，我拜读了尊著，我感到尤其恶心，你这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哲学家，在往人民的伤口上撒盐，对于那些在里斯本大地震中被飞来横祸夺去的生命，或者正在断壁残垣中痛苦挣扎的人来说，上帝的存在是他们心灵唯一的慰藉，而你连最后一点安慰都要剥夺。这很明显代表了两种思想。

樊登：卢梭认为伏尔泰是在利用他们的痛苦。

赵林：对，卢梭认为，这时候这些人最需要的就是上帝，而你现在居然在伤口上撒盐。所以两个人从此以后公开决裂，再也不来往，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所以在巴黎先贤祠，地下室埋忠骨的地方，一进门就是这两个最伟大的人物的墓穴。

樊登：一左一右。

赵林：一左一右，伏尔泰灵柩前面有个雕像，卢梭灵柩前面没雕像，从灵柩的门里面伸出一只木质的手，上面拿着个火炬，一直到死还在拿。

樊登：我觉得法国人挺浪漫的。

赵林：对，挺浪漫的。

樊登：这个手法完全是现代的行为艺术的手法，就那个棺材板盖不严，伸出一只手，手里举了个火炬。

赵林：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关键是这两个人到晚年那就是形同水火。所以他们正好就代表了两个法国：伏尔泰代表的是崇高、典雅，卢梭代表的是滑稽、丑怪。

樊登：你看到今天法国也这样。

赵林：后来维克多·雨果更是经典地把这个联系在一块儿。维克多·雨果的浪漫主义是真正从骨髓里面把卢梭的浪漫精神表现出来，同时又把伏尔泰代表的理性意识表现出来。所以他的所有著作，不管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还是《笑面人》，它们都有一个基本原则：滑稽丑怪和崇高典雅在一起，而且这两者是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崇高典雅的东西也许是滑稽丑怪的，滑稽丑怪也许是崇高典雅的。

樊登：我们一说到法国，今天好多人会想到香榭丽舍大街，想到各种名牌。

赵林：这都是由伏尔泰代表的。

樊登：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有人整天在大街上打砸抢。

赵林：对，打砸抢、行为艺术、巴士底广场。

樊登：乱七八糟的。

赵林：然后还有像蓬皮杜艺术中心，它是用艺术的方式表示的。所以你看完卢浮宫，你再看蓬皮杜艺术中心，你会觉得没法看。

樊登：不一样。

赵林：完全不一样，但是那是另外一种艺术。所以我说法国既有像高乃依、拉辛这些崇高典雅的风格，它同时也出了波德莱尔，包括我们说后现代的这样的东西，它都是从法国出来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正好是背道而驰，而最早就是伏尔泰和卢梭两个人所代表的。

樊登：那卢梭死后为什么突然之间他又被大众所接纳？而且捧得那么高，成了大家革命的口号？

赵林：是这样，我觉得18世纪的卢梭、19世纪的尼采，他们都属于这样的人，借用20世纪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在他很著名的小说《掘墓人》中的一句话来描述——《掘墓人》讲了一个很悲剧的人物，这个人来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不断地发生瘟疫，他不断地掘墓，不断地埋尸体，怎么也埋不光，死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大家都把仇恨倾泻他身上，说就是因为他来了带来了瘟疫，所以他只好悄悄地离开了这个村庄，所以里尔克最后有一句评论，那话说得极高、极妙，他说，他是一个战败者，一个来得太早太早的人。

所以我觉得卢梭对他的时代，尼采对他的时代，就像古代苏格拉底对他的时代，都是来得太早了。所以他们就成为一个悲剧人物，那个时代不能理解他。18世纪还是属于伏尔泰这些崇高典雅的精英的，但卢梭是属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浪漫主义这一套东西。所以卢梭早于他的时代，就像尼采早于他的时代。尼采在19世纪绝对是被看成疯子，但是他20世纪引起那么大的影响。

樊登：就像梵高也是来得太早。

赵林：梵高也是这样，这些人都是来得太早太早的人。梵高活着的时候贫穷潦倒，现在一幅画卖多少钱？那不得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人都属于超越时代的，但是伏尔泰这些人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他们正好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潮流的，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就非常风光。而卢梭活着的时候贫穷潦倒，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他死后价值被发掘。当然法国大革命有更深层的一些原因，他们需要一位偶像，而卢梭更容易成为这种偶像。

樊登：所以有时候生逢其时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赵林：对，但是我们都还是愿意生逢其时，因为生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樊登：因为卢梭被写在西方哲学史当中，我们过去很多人把他当作一个哲学家。但实际上我觉得卢梭不太像是一个哲学家，他应该说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或者是意见领袖。

赵林：其实当时是这样，在法国18世纪时候，这一批思想家们都不是像19世纪以后德国学院派的那些哲学家，比如康德、黑格尔这些人都是大学教授。像伏尔泰也好，卢梭也好，包括狄德罗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在大学里面工作的，他们就是在贵族的沙龙里面，或者自己找个地方，然后自己因为名声大，就写作抨击这个社会，他们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这样的。

卢梭也是这样，卢梭的伟大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反潮流，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有多深刻。所以我们讲西方哲学史，你看我那本《西方哲学史讲演录》，其中18世纪法国哲学这块往往是付之阙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属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史，这些人的思想没有系统性，他们不像康德，思想是非常有系统性的。

樊登：还有黑格尔。

赵林：对，黑格尔他们都这样。但是卢梭、伏尔泰这些人，他们就是见什么事情就发表他们的观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他们没有系统性。所以从哲学这个学院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属于真正的哲学家，但他们是社会批判家、思想家、文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往往可能比那些书斋里面的哲学家还要大。

樊登：就是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会更高。

赵林：对，他不是影响了知识分子，他是搅动了整个社会。

樊登：正因为如此，所以卢梭的书基本上都很好读？

赵林：很好读。

樊登：您给大家推荐推荐，如果让大家要读卢梭的书的话，您最推荐哪几本？

赵林：我觉得卢梭不同的书，正好都是就不同的问题写成的。比如说《爱弥儿》是教育学方面；《社会契约论》是关于社会政治的、政治哲学的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关于他的哲学思想、历史哲学，关于社会怎么从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这样一个过程的，它是他的历史学思想，表现了他的历史辩证法；而他的《新爱洛伊丝》是文学著作，是开启了浪漫主义的。

樊登：小说。

赵林：对，所以他的不同的著作是不一样的，包括早期的应征论文，那也只不过表达了他的一个道德观念。当然如果说影响最大，我个人认为还是两本，一本就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还有一本就是《社会契约论》。

樊登：难道不是《忏悔录》吗？

赵林：不是《忏悔录》，《忏悔录》我觉得是他心理的一个历程，特别第二部已经有点幻想过头、有点疯狂了，确实是在一种受虐狂的状态里。

樊登：但会不会更好看？

赵林：是，更好看，读起来更轻松。但是你读到第二部的时候，你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好像确实有点疯掉了。你真的有这种感觉，你觉得他太偏激了。尽管早年你读第一部的时候，你很同情他，读第二部你会觉得这个人确实有点太偏执了。

樊登：那您为什么要为一个疯掉的人写一本书呢？

赵林：主要是他的影响太大，我认为是这样。卢梭属于他的后面的时代，不属于他当时的时代。在当时的时代，像他这种人我估计法国有很多，但是像他这样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变化的人不多。

他最重要意义在哪里呢？在于当18世纪代表整个社会主流的那套东西方兴未艾的时候，他开始超越这套主流的东西，他有前瞻性。他引发了后来对康德影响特别大的动机论，最后导致了一种宗教的向内心的回归。这个改革在西方宗教时期，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影响特别大。我们可能没关注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基督教是西方人的文化背景，他们所有批判都必须在基督教这个背景下，不能简单地就把上帝一脚踢开，而是要把上帝安顿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上帝不在于外在世界，而在内心世界，这个转型是由卢梭做出的。

还有他开启了后来风靡19世纪的浪漫主义的潮流，浪漫主义这种潮流是从卢梭开始的，这个影响特别大。浪漫主义不仅仅是文学潮流，它还是社会思潮，包括对革命的看法等等。浪漫主义它本身有很多复古的东西，卢梭的情怀里面也有复古，实际上就是要回到古希腊，回到古代。所以浪漫主义最后在政治上并没有导致反动，而是导致了一种回归。

说回卢梭对启蒙运动的意义。启蒙运动是一波三折的，我们大部分人知道的是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启蒙运动最早是从英国17世纪开始的，最早开启启蒙运动的实际上是英国的自然神论，是洛克、牛顿这些人，他们开创了一种民主、科学的眼界。然后到了18世纪的法国，因为法国人是喜欢剑走偏锋的，法国这个民族就是这样，他们什么都敢，他们的启蒙运动就走向夸张、极端。然后紧接着从18世纪的后半叶，德国人开始受法国影响，开始搞启蒙，伏尔泰这些人也到了德国普鲁士宫廷。德国的启蒙运动就非常稳健，他们就要去把法国人矫枉过正的这类作风、做法拉回来。所以他们这个时候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兴的科学理性和传统的宗教信仰之间，如何达成协调。启蒙不是一种新兴的科学理念要彻底消灭宗教信仰，事实也不是这样的，欧洲人并没有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就成为无神论者，今天欧洲的绝大多数人也是信仰上帝的。

所以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新兴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传统的1000多年的宗教信仰之间达成一个协调，这才是启蒙最重要的意义。而像法国的启蒙运动，那是剑走偏锋，法国人的特点就是把它推到高潮，但卢梭恰恰开始了这个转折。

樊登：所以大家不用感到奇怪，为什么赵林老师之前讲的是古希腊，现在突然来讲卢梭，因为赵林老师骨子里就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喜欢研究的都是浪漫主义的哲学。

赵林：对，所以我觉得对卢梭就像我们说的哈姆雷特一样，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怎么读卢梭。

所以我当时写这本书，我在后记里面说，我觉得卢梭就活在我的血液里面，我当时正好完成了非常枯燥的博士论文——《黑格尔的宗教哲学》，黑格尔是最晦涩、最枯燥的哲学家，我完成了很厚的一本博士论文。然后正好中国台湾那边约我写一本卢梭，我就用两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写完，一气呵成。我觉得写卢梭就像在写自己一样，他就在我的血液里面。所以我说我是用我的头脑在理解黑格尔，但是我是用我的心灵在体会卢梭。

樊登：所以一定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并不厚，薄薄的，但是读起来非常地酣畅淋漓，充满了激情。这本书绝对不是我们脑子里想象的一个哲学家的传记，而是一个充满着血性，充满着柔情的“浪漫之魂”的一个写照。

非常感谢赵林教授，谢谢您让我们知道了卢梭，知道了启蒙运动，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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