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冷战的故事

看理想|冷战的故事

1991 年 12 月 26 日，苏联解体。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宣告落幕。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冷战只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知识点，走出校园后就常常忘得一干二净了，但对于那些更大年纪的长辈，冷战算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在看理想近期上线的新节目《冷战的故事》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冷战的“同龄人”王缉思将以亲历者和资深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拨开历史的云雾，用 70+ 集、 2000分钟的长篇，为大家讲述一个个具体的“冷战故事”。

冷战虽然早就落幕了，但它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冷战的逻辑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塑造世界的面貌和我们的生活。

什么是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故事”。不过，讲历史和讲故事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历史”是在学术殿堂里专业人士讨论的话题，一般说来是学术性问题。而“故事”是讲给大众和非专业人士听的，是学术问题的普及化、大众化。

现在社会上都在谈论“新冷战”，那么到底什么是“冷战”？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缉思兄的发刊词对冷战的概念、内涵、逻辑，深入浅出，说得十分清楚，非常明白。缉思兄研究的是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在我看来，但凡 研究国际关系的大家，必定具有历史研究的深厚底蕴。唯有如此，观察现实国际关系才会更透彻、更深邃。

我和缉思是老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开会，讨论一些问题。从学术的角度讲，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关注现实的研究者深知当下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这样讲起故事就更有针对性，所谓“对症下药”嘛。对于听众来讲，也就更有收获感。

我是研究历史的，最近几年在思考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也就是从经济的视角观察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问题，有一点体会。

以往史学界对于冷战、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研究，大体上局限于国际政治体系的范围内，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是这一体系的基本范畴。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冷战史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数十年来冷战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运用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是，如果仅限于安全结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似乎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比如，在美苏形成冷战对抗的格局前，彼此都没有构成对对方的安全威胁；双方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军事威胁”，而“不安全感”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幻觉，并非现实。所谓陷入“安全困境”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机（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事情，如何用安全结构来解释冷战的形成？

又比如，就冷战起源而言，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最具根源性的，但在考察冷战发生时，情况就未必如此了。实际上，斯大林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冷战形成后的事情，那么如何用意识形态来描述冷战的发生？

再比如，在冷战爆发前，美苏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双方分别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撤军甚至表明他们尽力避免这样的交集。所谓伊朗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苏联对石油资源的诉求，而不是占领或分割伊朗领土；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实质是战后赔偿问题，而不是永久性地分别占领德国，那么又如何用地缘政治来说明冷战的开始？

所以，只在国际政治体系内讨论冷战起源，尤其是冷战发生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

如果加入经济因素的考量，人们就会发现，从二战结束到战后初期，冷战的发生过程大致是在两个领域展开的，即国际政治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

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同盟在双方认同的“雅尔塔体系”中得以延伸，苏联的地缘政治诉求完全得到了保证；斯大林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要求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放弃武装、加入政府；敦促东欧国家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多党制“联合政府”；对中国革命和希腊革命态度冷淡，静观其变。所有这些都表明，苏联没有破坏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目标，反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安享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成果。

这就是战后美苏继续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国际政治基础。

从世界经济体系看，美苏经济体制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只有在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且认同国际经济秩序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弥合。

而在美苏关系开始恶化的情况下，苏联先是拒绝加入国际经济组织，也就是放弃了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会，进而又断然拒绝参与欧洲经济援助计划，使得战时美苏经济的合作关系，无法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说，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的脱钩开始的。当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雅尔塔体系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当苏联和东欧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决心与西方世界做彻底的经济切割时，冷战便发生了。

下面谈谈在冷战发生过程中美苏各自所起的作用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冷战责任”问题。其实我不大赞成使用“责任”的概念，因为这有点意识形态化之嫌。研究者大多认为冷战发生是一个相互作用和“螺旋上升”的过程。不过，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

对历史的考察证明，从租借援助、贷款谈判、赔偿谈判，到凯南长电、丘吉尔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如果就政策的调整或改变而言，每次都是美国首先迈出了第一步，莫斯科都是被动地做出反应。从经济实力的对比来看，斯大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也不会主动向美国挑战。

但是，苏联也不是“无辜”的。事发前，往往是苏联的举措引起美国的猜忌和误判，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单边行为，斯大林发表的选举演说，尤其是苏联在伊朗采取的分裂政策，都是典型案例。事发后，苏联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计划的处置，莫洛托夫在巴黎会谈中对援助欧洲计划的反应，都是这方面的案例。

如果我们把冷战比作一台“发动机”，那么按下启动按钮的就是美国，苏联的问题在于，本来应该踩“刹车”，却一脚踩在“油门”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互动”过程。

再谈一下冷战发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也就是美苏在战后是否存在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从冷战起源的角度看，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对旧世界的挑战，随后共产国际发动的“世界革命”也是要破坏和推翻原有的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然而，自从1924年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后，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都变成了保卫苏联安全的外交工具。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加入了民主阵营，融入了国际社会，美苏不仅在军事和政治上全面合作，在经济体制上也出现了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现象，租借援助就是这一现象的基础。

因此，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就是说“机会”是存在的。

为什么要回顾冷战的历史？

实际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冷战这个大时代所塑造的世界格局中。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战略上的纵横捭阖、全球治理体系、国际金融系统、贸易规则、科技与教育、意识形态与文化潮流，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语言表达、文艺作品，都可以从冷战那个时代找到根源。

比如我们所关注或比较熟悉的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朝核问题，是怎样在当年美苏对抗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目前官方关系很热，据说“不是同盟、胜似同盟”，那中俄关系是怎么从冷战初期的中苏同盟，演变为冰冷的中苏对抗，然后又解冻的？把当年的中苏关系和今天的中俄关系做个对比，能获得什么启示？

还有我们的近邻阿富汗。苏联1979年派兵占领阿富汗，约10年后灰溜溜地撤军。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出兵阿富汗，约20年后也同苏联当年一样，灰溜溜地撤军了。阿富汗既没有石油，又没有财富，为什么自古以来一直遭受大国干涉，被称为“帝国的坟场”？

再比如，现在有很多人在非洲搞建设、做生意。非洲原来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冷战期间纷纷走向独立。大部分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仿照宗主国的模板设立了多党议会制度。后来，一些国家又企图仿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东非大国埃塞俄比亚在海尔·塞拉西皇帝执政时采取亲美外交政策，大力引进西方文化和制度。70年代中期，塞拉西皇帝被推翻，埃塞俄比亚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苏联式的一党制。

西非国家安哥拉1975年独立后，苏联和美国分别支持两派政治势力，发生了多年的全国内战。如果对这段历史一点都不了解，就很难理解今天非洲的社会状况，恐怕在当地开创事业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出现变化，已经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的大趋势。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国际上的两极格局又出现了，一场“新冷战”是否已经开始？我个人认为不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把自己套在一个历史概念里。

可以肯定的是，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冷战的逻辑并没有消失，这个逻辑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塑造世界的面貌和我们的生活。参与过冷战决策的多数国家机构和机制还在运转，经历过冷战进程的许多个人也健在。冷战在这些机构和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还远远没有褪去。

02.

观念和立场：怎样理解冷战及其结局

在国际政治语境里，冷战是指，从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和斗争。这两大集团也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或者东方和西方。（当然，我对“东西方关系”这种概念有保留，原因留待节目开始后再讲。）

冷战时期的对抗和斗争有几个特征。

第一是规模大，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只是卷入的程度有深有浅；

第二是对抗和斗争涉及方方面面，从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到经济、科技、文化、生活方式，无所不包；

斗争双方基本处于隔绝状态，经贸联系很少，民间来往几乎断绝；两个领衔的国家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战争，但局部战争、小规模战争不断。像朝鲜战争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越南战争这样的长期战争也发生过，所以可以说“冷战不冷”。

冷战属于世界政治的范畴。说到理解世界政治的观念和立场，有人肯定想，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中国人理解世界政治，当然是以中国人的观念，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问题是，中国人的观念和立场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不变的？

就以如何看待冷战的结局来说，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冷战是以苏联和苏东集团的解体而告终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了，资本主义阵营不战而胜。从这个角度来说，冷战的结局是不是应该说很坏？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笼罩在整个世界头上将近半个世纪的核大战阴云消散了，经济全球化扫除了最大障碍，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更加开放、更加繁荣。原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获得了独立，除了一些俄罗斯人以外，似乎很少有别的国家对苏联的解体感到痛惜。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冷战结束以后的这30多年，是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一个时代。如果这样去看的话，冷战的结局是不是可以说很好，或者至少不坏？

第二个大的观念和立场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是敌是友，与一个国家是“好国家”还是“坏国家”的关系。

在冷战初期，中国曾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好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坏国家，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是不好不坏的国家。

另外一种通常的思路是，跟中国官方关系好的国家，那自然是好国家。与中国官方关系不好的国家当然就是坏国家。冷战时期留下来的这种思维定势，至今还在起作用。

但是一个国家是敌还是友，好还是坏，是会发生转换的。冷战历史在这方面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例子。有时候是客观形势变化不得不如此，不过更多时候，这种变化取决于自己的政策选择。

我基于个人经历，对这点感触特别深。我出生于1948年，那正是冷战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新中国建国之初，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了“一边倒”战略，即全面倒向苏联。我们都尊敬“苏联老大哥”。

1957年，我作为北大附小的学生，到北京友谊宾馆和苏联小朋友联欢，踢足球赛，觉得苏联很了不起，一切都要向苏联学习。我们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既是纸老虎，又是最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唱《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可是，曾几何时，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变成了“修正主义”，70年代又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美帝、苏修并列为两大霸权国家，两大敌人。1969年，中苏发展到兵戎相见，中国到处修防空洞，防范苏联可能发动的核战争。

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以后，中美关系逐步改善。美国从最凶恶的敌人变成共同抵御苏联扩张的战略伙伴。

冷战时期国家之间敌友关系转换的情形，当然不止于中国。美国、苏联两大国在世界很多国家努力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使这些国家出现政权更迭。

比如，美国支持智利右翼军人在1973年发动政变，推翻了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总统阿连德。苏联从1973年到1979年支持阿富汗的亲苏势力发动过三次政变，把不听苏联指挥的领导人赶下台。中国跟一些国家的远近亲疏关系，也随着这些国家跟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变化而调整。

古巴、越南，都曾是反美最前线的英雄国家。但是后来跟着苏联跑了，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帮凶”。随着中国外交的调整，古巴、越南，又成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没有变，是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变了。

到了冷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眼中的“敌人”和“朋友”，又一次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成为“好国家”，美国是“坏国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眼中的世界，好像又回到了冷战的原点。

03.

冷战的逻辑：你是谁，我是谁

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冷战的逻辑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塑造世界的面貌和我们的生活。那么这个冷战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这又要回到冷战为什么发生的这个问题。

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原因很复杂。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为首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彼此恐惧，引发了一种绝对的安全焦虑。

双方都认为彼此是天然的敌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你死我活，不存在长期共存相处的空间。双方都担心对方的势力将无限扩展，如果不加以阻止，最终自己将被彻底地改变和征服。这种恐惧和焦虑与传统的国家间权力政治不一样。

在传统的国家间政治里，对立的双方之所以会成为敌人，是为了争夺领土、资源、财富、劳力，遵循的是弱肉强食、“一山不容二虎”的原则。在冷战前的政治世界，敌对的各方多是“同质国家”，即国内政治制度大同小异，争斗的内容和目的都不外乎“利益”二字。

而冷战的敌对双方之间，在利益冲突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有哪种政治制度更加优越之争，也就是“不同质国家”之间史无前例的斗争。

意识形态是一个透镜，可以把眼中的利益无限放大。美苏之争不仅是国家权力和利益之争，而且是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之争。它们互为敌手，是因为“你不仅不是我，你还恰好是我的对立面，你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埋葬我，我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埋葬你”。

所以这种敌对更加彻底，更加不可调和，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逐渐示弱，最后服输。

现在的问题是，冷战已经结束，“你”和“我”的这种区别也结束了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来思考。

苏联解体以后，著名的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写过一本名满天下的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之后不久，福山的老师、比福山更著名的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出了另一本同样名满天下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福山在书中表达了一种乐观的信念，即人类世界的主要政治矛盾已经解决了，“自由民主”战胜了“极权专制”，大概以后可以“躺平”，万年皆如今日。

亨廷顿却悲观地指出了另一种新的主要矛盾——“文明的冲突”。30年来，事实已经证明历史没有终结，原来的主要政治矛盾还在继续，新的矛盾也接踵而至，且愈演愈烈。

所谓文明冲突，显著的例子就是9·11事件所体现的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这种冲突早在冷战期间就已经埋下祸根，只是被美苏霸权之争掩盖住了而已。

人们以信仰、观念来区分你我，进而产生剧烈的冲突和斗争的历史比想象的还要悠久。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根本上也是一种信仰的冲突。今天被称为“后冷战时代”。

这个时代，原有的黑白分明的“主义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被“身份政治”所取代。“我们”和“你们”，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变成了族群之别，肤色之分，文化之异。

我们能不能放下这种“非你即我，非此即彼”的执念，走出一条自由、开放、包容的新路呢？这个问题也留给大家来思考。

04.

为什么是“故事”？

冷战从开始之初就引起了研究者和观察者极大的兴趣。有人希望看透国家行为的规律，有人艳羡大战略家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有人对政治领袖的人格特征感到好奇，也有人着迷于历史进程的曲折幽深和人类命运的不可捉摸。

很多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数不胜数，人物传记也很多。（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书单，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在节目之后找来读一读。）

幸运的是，由于冷战过去时间不是很长，很多当事人仍然在世。此外，现代社会普遍对于档案保存非常重视，冷战期间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可供研究，特别是随着一些国家30年档案解密周期的到来，美国、俄罗斯等国新近解锁了很多档案供世人研究，这是治古代史的学者所无法想象的便利条件。

中国从二战以来就以大国形象立足于世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冷战进程中，中国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冷战这个大环境下宣告成立的。冷战对新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中国目前在冷战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总体来说也没有走在世界前沿。不过，就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对外关系而言，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著述，可以说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在国际学术界也得到了认可。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和以他为首的研究团队，搜集了巨大数量的中外文资料，其中包括已经解密的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历史档案，并采访了亲历冷战的一些中外前政要。沈教授从这些第一手资料中，归纳出独到的观点。

北京大学的牛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章百家研究员等等，也对冷战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发表了有深度、有原创性的见解。在《冷战的故事》这档节目中，我将充分吸收这些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我在准备节目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向在这个领域享有盛名的国内外学者征求过意见。在材料来源的客观性和分析的有理有据这两个方面，我会力求严谨。

不过，这档节目不是一门学术课程。之所以我把它叫做冷战的“故事”，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写作方法和材料剪裁方面的。冷战是一个大话题，我在节目中尽量将这个大话题分解成一个个小话题、小故事，这样讲起来更加清晰、易懂，也便于大家的记忆。

在结构上，前两章仍将采用传统的时间线索，将冷战发生、发展、终究走向谢幕的主要过程讲清楚。刻画了冷战的历史框架之后，我们会在下面的章节里，再从各个角度去重新剖析冷战。

“冷战的故事”这个名字的第二层意思是，冷战不等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关系，而是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命运，需要用“故事”的方式呈现。

由于我是一个政治学者，不专攻历史，所以这档节目主要是从政治的视角观察冷战，而不是将它讲述为“冷战史”。

因此，在前两章的纵向时间线索之外，节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以“横向”的专题为线索展开的。比如“第三世界”作为一个专门的章节出现，用以说明美苏争霸如何拓展到整个世界，其他国家又如何应对它们的扩张。

这里涉及的就不仅仅是国际关系了，需要用比较政治学的原理，去探讨全球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另外还有世界思潮、文化、科技专章，用来说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相互关系，以及科技进步如何作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又能使政治斗争更加残暴，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工具。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结构方式，更好地展现冷战丰富的层次和内涵。

比如，一说起冷战，很多人可能将目光聚焦在美苏两大国身上，认为这两个国家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其余国家不过是附庸而已，或者处在游离位置，无足轻重。

但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两个大国可能身不由己地被小国牵着鼻子走，朝鲜、越南、阿富汗、古巴、埃及、以色列、阿尔巴尼亚等国家都曾经扮演过这种角色。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里面纠缠着两大集团实力的微妙对比、意识形态的诅咒、对不确定前景的恐惧，以及政治人物的谋略。究竟哪个因素占最重要的位置，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难以说清楚，这就是政治的复杂之处，也是国际关系的兴味之所在。

研究冷战时代的小球如何驱动大球，小国如何“忽悠”大国，对于观察今天的国际关系，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再比如，一说起冷战，大家很容易将目光聚焦于政治和军事斗争。但实际上，文化、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之争也许更加触动灵魂。

我这一代人很少有参加过战争的，但都是听着苏联歌曲长大的，几乎每个人都看过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时代充满了革命豪情与憧憬。到了冷战后期，西方和日本歌曲、电影开始进入国内文化市场，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和下一代人的心灵。

80年代，国内一些官员、学者、学生，包括我本人，有机会出国了，我们得以耳闻目染那个时代两个政治世界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的差别。

于是，从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到1991年底苏联崩溃的过程，我们没有感到不可思议，也实实在在地理解了冷战结束的原因。

我从事国际政治研究40多年，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从中吸取了一些思想精粹。但我从来不沉浸于这些理论，更从来不曾花费任何心思去创造新的理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缺乏做出理论贡献的学术根底。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虽然一些理论在诞生的一瞬间，曾经照亮过一些模糊地带，使那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从此可以一目了然，但是理论本身有一种天然的属性，就是简约性和排他性。这可能使研究者懒惰和自大，不屑于深入了解事实及其复杂性。

因此，我讲述的冷战不会从理论出发，而将从常识出发，来讲述这个时代的故事。透过那些大事件、大人物，我最终关注的，是千百万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爱和恨，他们的当年，他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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