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 《性别不麻烦》

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着一句话:穷则不婚不育,达则去父留子。

很显然,这句话的主体是女性,在女性身体、生殖能力长期被规训的文化背景下,“不婚不育”或“去父留子”表达了女性要掌控自己身体的强烈意愿。

关于父权的起源有不少研究,简单总结,会看到父权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男性地位上升的过程,相对于这种地位的上升则是女性地位的下降。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地位互换的结果——父权之前,或者父权以外的社会,往往有着更平等协作的成员关系,没有任何单一性别处于支配地位。

父权的出现不仅仅改变了性别地位和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开始变得不同了。

女性的生育能力决定着部落繁衍,在早期人类社会,女性是绝对的力量持有者,但这为什么发生了变化?女性的生殖力为何成为了被控制的工具?女性强大的生殖身体又如何成了“劣等”第二性的标志?

在当下,“性别麻烦”一直都在。

依旧存在“剩女”的标签、没有名字的农村女性、普遍的职场天花板、被规训的女性身体、常常作为枷锁而非自主权利的生育……这些性别困境,都是权力与社会结构失衡的显现。

父权制、女性主义、性少数群体……这些概念不单纯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我们应该把它们放在现实的语境之下,在生活日常中去打量和感受。

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已在看理想上线,性别研究学者Alexwood将从本土环境出发,回看那些曾经引发争议的新闻现象,分析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性别问题,尝试回应“性别为何麻烦”,以及如何“让性别不再成为麻烦”。

当我们在论性别时,在讨论什么?

我是一个独立的性与性别研究学者,近些年一直在做性别议题的自媒体传播,我有个播客叫“别任性”,节目的口号是“从性别角度看一切”。这句话代表了我对性别议题的观察和分析角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你将会听到的这系列内容的风格。

“从性别角度看一切”并不是指只看事情的性别角度,或者用一些网友的话说,“什么都要和性别扯上关系”,而是说,性别本身就无所不在。

对很多人来说,性别可能是一个日常生活的话题,涉及男女关系,恋爱嫁娶,夫妻矛盾,等等。但并不限于这些,性别关系承载着所有人类关系发展的议题,尤其是最有张力的那些,比如平等、暴力、民主、自我、权力(power)、权利(rights)、法制、欲望、伤害、侵犯、尊重、殖民、抵抗,等等。

01.

从“创生者”到“第二性”

性别的等级,也就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劣等性,这是父权制制造的结构,也是父权制存在的前提,所以这个前提必须通过知识生产和观念塑造不断得到维护和巩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话语:“男人是完整的人,而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

除此之外,在所谓“科学”领域或者哲学领域,女性劣等性的话语也是无处不在,只是因为学科权威的加持更隐性,也更有害。

从古希腊时代就有亚里士多德公开宣扬,“女性(还有儿童和奴隶)不配做公民”;18世纪以前很多科学家在对性别的理解上采用“one-sex theory(单性说)”,认为男性代表标准人类身体,女性只是一个劣等的倒错的翻版,用古希腊医学和哲学家盖伦的话说,“器官和男性完全一样,只是完全长错了地方。”

后来人们意识到男女身体生理性的不同,“one-sex theory”发展成“two-sex theory(双性说)”,然而其中的生理差异只是再次被用来证明女性相对男性的“低等”,从而将社会化的性别角色固定下来,正当化了女性的较低地位。

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认为,男人女人天然就不一样,所以男性属于公共领域是天然的,女人属于私人领域,即家和厨房,也是天然的。女人天然就是为了给男人提供庇护和照顾而生的,她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也应该根据男性的需要来安排,好让她能更好地服务男人。

再往后,还有为人熟知的弗洛伊德和他的“阳具嫉羡”(penis envy)。他认为,女人如果无法从阴道纳入阴茎的交媾行为中获得高潮,那就是“不成熟”,甚至有精神疾患的表现,她可能是因为对母亲有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渴望阳具,所以有成为女同性恋的“危险”。

同样,如果女人享受阴蒂愉悦,在他看来也是“阳具嫉羡”的表现,因为阴蒂很长时间内被看作一个低等的,不完整的阴茎。

总之,女人是第二性,相对于作为默认和标准的男性性器官,女性的性器官也是第二性的。在知识和“科学”完全为男性掌握的时代里,对于次等公民劣等性的所谓“科学”发现,数不胜数。

每一位理想家,就像散落在庞大星系中的一个个孤独星球,有独立思考体系、独立的人格,但彼此之间具有着某种引力与张力,相互依赖又独立运转,各自守护着一寸天地。

因一种共同的气质、情感、信念与坚守,人海茫茫之中,我们彼此相遇,也彼此相认、相识。同行,但又不必成群,在彼此的身上发现另一种可能。

成为理想家之后,你即可享受六大专属权益——看理想节目畅听、600元图书余额(同享新书5折)、文化沙龙、赠礼、年会等丰富权益。

可以想想过去两年比较知名的性别事件,从八孩母亲到牟林翰虐待案,再到Lisa疯马秀,性别关系的讨论必然是公共性的。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一个事件的“性别性”,这并不是某种强行安插的生硬动作,也不是为了所谓“政治正确”的无关痛痒的点缀,而是我们在接近某种之前被长期忽视和无视的真相。性别是人们看待世界和组织关系的关键维度之一,因为父权制度是我们现有社会的一层最基本的结构底色。

除了是理解世界的轴线,性别也是知识生产和重塑的关键驱动。什么样的知识被追捧,被推行,被优先给予资源,什么样的知识被忽视,被边缘,甚至被放逐到“现代科学”的领地之外,这些的底层都有性别权力的历史和关系运作,也都可以从女权主义角度得到解释。

比如旨在操纵和最大化财富的金融,被发展为一门“学问”为人趋之若鹜,而前现代文化中的女性提炼出的产科知识和医疗偏方,随着资本主义初期的大猎巫,被打击为巫术和迷信。

性别气质和性别结构,与自然和战争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何我们总要掠夺、占领、扩张而不是互助和共存?为何我们总在创造等级而不是平等共处?这些也都是“性别性”的宏大问题。

02.

性别研究对我最大的影响,

是一种视角的养成

或许也是因此,从本科到博士,每次站在选择专业或研究领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面对一些其他的也蛮有诱惑力的方向的时候,我都还是最终选择了性别研究。

我也欣慰地发现,这个跨学科、跨领域、跨学术范式的研究方向正是因为其“非正统性”,能够打破很多特定学科内的视角局限和窠臼,并且联结很多本来看似独立存在甚至对外封闭的讨论范畴,比如精神分析、资本主义、生态保护,甚至太空移民,都引发了有高度启迪性的女权主义角度分析。

而作为性别研究的理论轴心,女权主义本身就是一套具有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活性的思想体系,所以内部也有持续性的角力、辩论、批评,以及互相借鉴,互相生成。

所以性别研究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是一种视角的养成——这种视角同时要具备开放性和深入性,要警惕立场和站队,也不能懒惰地采取相对主义,觉得“都对”,“都有道理”,而是要尽可能充分地思考一个现象中的肌理和层次。

性别议题尤其需要这种视角,因为“性别”这个概念其实就一个综合体,每一个性别问题都有巨大的延展性和交叉性,牵引的讨论往往不止于性别。

从曾经的“创生者”到如今的“第二性”,女人地位的下滑是一个缓慢但并不算复杂的过程,男性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和占有,是父权制度出现的根本动力,以及持久后果之一

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师凯伦·霍尼(Karen Horney)提出了被后人总结为“子宫嫉羡”(womb envy)的著名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控制和占有的动机。“子宫嫉羡”显然是对应弗洛伊德的“阳具嫉羡”,也透露着对后者的批判。

“子宫嫉羡”,即男性对女性怀孕、分娩、哺乳等一系列生育功能的嫉妒羡慕情绪。这种情绪和心理倾向是男性扩张欲和控制欲的来源,无法生育的焦虑导致男性试图对于女性(生殖)身体加以不断的掌控,并驱动男性在生活的其他领域通过扩张获得成功,好弥补自己不能创造生命的“缺陷”。

而且,凯伦·霍尼认为,男性的“子宫嫉羡”比女性的“阳具嫉羡”更加强烈,因为相对女性,男性更需要通过贬损女性,来获得支配地位,建立自我的确认感,因为女性的生育能力令他们畏惧

荷兰学者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在著作《乐园之丘》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发现:“男人要靠女人才能获得自己热烈渴望的子嗣,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从源头上扰乱了两性间的平衡……无疑影响了各种关系,使男性强烈地渴望被补偿:他们需要权力,渴望控制女性的繁殖能力,并禁止女性进入某些重要领域。”

从考古和人类学记录中,我们知道,早期人类男性对于女性能生孩子这件事,是极度羡慕并会加以模仿的。

人类学家麦文·康纳(Melvin Konner)曾讲述,在一些部落文化中,女性在怀孕临产期间,丈夫会吃很多导致便秘的植物,当妻子开始分娩,丈夫就到野外使劲排便,然后回到部落告诉大家他也生了,只是生了个死胎。

这与大家或许更熟知的“产翁制”异曲同工,甚至可以看作最早的“产翁制”。我们现称的“产翁制”风俗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出现过,描述的是这样一个文化现象:

妻子怀孕期间,丈夫被禁止吃某些食物,做某些事情;妻子生产的时候,丈夫模拟女性分娩场景;妻子分娩后,丈夫则扮成产妇,也就是“产翁”,抱着孩子卧床,代替产妇“坐月子”,接受侍候,以及亲朋好友的探访庆贺,妻子则在生产后几天就要恢复劳动,还要照顾自己“坐月子”的丈夫。

瑞士人类学家约翰·巴霍芬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都认为“产翁”现象代表着一个社会从母系氏族制度向父权制度的过渡,是男性对父系生育权的争取。在母系社会,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简单举一个例子,近两年女性内部对于“恋爱脑”的网络趋势近乎于一种讨伐,这种在“女性独立自强”“搞事业大女人”等原型话语上发展出的观念动态,对很多女性却不一定是支持和滋养的,反而可能形成某种排挤和驱逐。

这个现象背后当然有父权结构对女性气质的压迫性规训、对有毒男性气质的纵容、以及异性恋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和剥削等要素,再往后看,则会发现这是一套理性经济人的计算逻辑在恋爱中的挪用,对“恋爱脑”的极度排斥对应的是年轻人在经济下滑和新自由主义共同作用下的个人价值危机——

没有兜底,没有退路,只能靠自己拼搏,不断追逐上升(也就是不落入底层),这样的“自主自强”成了一种自我施加的强制命令,不允许“激情”奢侈的存在,尤其对于女性而言。

而在这一层面之后,还有人的个体发展以及整体存在等心理学和哲学层面的问题,比如,何为主体、何为爱、何为欲望、为何感到“匮乏”和“缺失”,又如何面对欲望和需求,如何快乐,如何完整?

性别理论不是“恋爱脑”现象的全部答案,但同时,后面这些看似普世超越性别的问题又必须带着性别视角去思考,才可能为一个女性主体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灵感、启发和发展力量。

无论如何,把“恋爱脑”女人骂醒,在我看来不是值得称赞的实践,而可能给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又增加了一层耻感和规训,让女人欲望和需求都更加地下化,让女人更加难以发展主体性。

然而,当我这样批评,这就代表我站在“女性独立自强”这种话语的反面吗?当然也不是。

03.

性别问题到底麻烦?还是不麻烦?

你看,性别议题就是这么麻烦,所以我们需要以相应的勤奋、敏感、锐利以及宽容对待它们。在《性别不麻烦》这套内容里,我希望把我对性别的理解方式传达给你。

这个节目着眼于目前的性别现象和舆论,由热点性别话题切入,分析和讨论这些话题后面的性别关系和性别秩序。

与一些着重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内容不大一样,我们这个新节目强调性别讨论的本土语境,以及与很多人息息相关的性别现象。也不同于一套女权主义理论课程,这个节目会讲到理论,但只是作为阐释现象的工具,具体的例子和人物才是主角。

这套音频内容命名为《性别不麻烦》,显然是引用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那本著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的标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字双关。

随着父权制度的渗透和开展,以及男性地位的提升,男性对于母系传承的不满以及焦虑感,转化成对母亲“创生者”角色的替代企图。通过“产翁坐褥”这种种看似荒诞的模拟,男性向世人宣称“孩子是我生的”,所以血脉关系也应该按照父系继承(随父姓)。

“产翁”这种习俗的产生,就是为了让男性可以分享,乃至夺取女性生殖力带来的荣耀,及其相关的权利和地位。当时的男性已经明白,主宰了生育,即可以主宰家庭,以及社会。

历史学家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在著作《父权的起源》一书中说,当男性主导的秩序建立起来,所有女性必须接受,男人或男性主导的机构掌控着女性的性权利和生育过程。

所以对于女性的生育能力,男性一方面“嫉羡”,另一方面想据为己有,就产生了控制和占有。如今不再有“产翁”,男性不需要再假装分娩或坐月子来彰显孩子是自己所生,因为父权已经稳固建立。

我在节目中会用四个章节阐述性别的“麻烦”之处。四个章节分别是“性别之困”、“性别之谜”、“性别之战”、“性别之寻”。

在第一章“性别之困”中,我将阐释现代的部分本土性别现象,揭示后面的性别歧视,为后面章节的展开奠定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前提。

简而言之,我会先用事实和分析,确立性别歧视真实存在,而女性因此承受着巨大的不公平和损失,这体现在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婚育、土地权益、教育、就业,事业发展,以及身体自主权。

可能有人会感到诧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篇幅讲一个已经确立的事实呢?问题就在于,对于很多人,性别歧视还并非一个确立的事实。当下网络环境中,这样的评论俯拾皆是:女人的地位已经太高了;女人才有性别红利。即使这样的评论与事实完全相反,但仍然占有巨大的情感基础,能引发无数人衷心共鸣。

所以,为何这些人会这样想,事实又是如何,就成了一个需要首先解决问题。而且,这些对于性别平等、女性权利等话题的负面表达,是一个更大的维护性别不公正的结构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个令我感兴趣的性别现象。在第一章的最后,我会探讨这种种“性别之困”是如何被隐藏和掩盖,从而真正成了困局。

那么困局的突破之路在哪里?又有哪些人做了开路者?这是我会在第三章回答的问题。

在此之前,在第二章“性别之谜”中,我需要先准备一些理解工具。我会阐述目前性别权力关系的历史形成及其对“性别”的形塑——也就是说,为我们现有的性别秩序,包括第一章的这些性别问题负责的父权制,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今对“性别”的理解和观念又有着什么样的局限?被当作性别歧视基础的性别差异多大程度上是真的?跨性别对我们理解性别和挑战性别二元有什么启发?

在第三章“性别之战”,我们来到了对抗性别不公正的近现代史。“性别问题”并非一个新的现象,从父权出现开始,它就一直存在,只是公众对其意识随着长期的妇女运动而不断提高。我会介绍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们争取性别平等权利的努力和瓦解父权的尝试。这场进行至今的父权秩序之战, 也是对于第一章阐述的性别问题的方案和希望。

但究竟是什么让女权主义在我们所在的社会中举步维艰?人们对女权主义有什么样的偏见、误解?一些人又为何背弃了女权主义?我也会面对这些问题,最后,从英雌的经历走入普通女性的视角,聊聊女性意识觉醒的那些“开天眼”时刻。

在最后一章“性别之寻”,我想来探索一下性别的未来。要实现一个对女性(以及所有性别)更加友善和平等的新世界,我们需要对性别有一点“激进”的想象。

这意味着重新审视目前所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关系和常规,并考虑一些“颠覆性”的选项。性别关系有什么新的可能性呢?父权会终结吗?女人领导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样?会更好吗?追求性别平等的男性又可以如何摆脱父权的枷锁,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父权体制下,男性得以通过干涉和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性关系、受孕/避孕行为、生殖自主权(生或不生的决定),以及孩子的继嗣权/继承制(冠姓、名分、家族谱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手段,来掌握生育这种强大的能力。

一个社会中男性掌握的权力越绝对,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就越严苛,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侵犯就越严重。

汉莫拉比法典和新亚述法典中,种种对女性身体的非人性处置,其实至今还在延续,只是现在这些控制更好地隐藏在“法律”和“民意”之后。比如拒绝为非婚女性提供避孕药,或者将女性堕胎非法化,这在某些地方是近代史,在某些地方就是此刻现实。

02.

女神的降格和消失

崇拜同时忌惮,向往同时恐惧,原始男性对于女性生育能力有着种种复杂的情感。要摆脱这种失权感,男性必须把“生殖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过程也反映在人类创世神话的性别演变中。神话中女神被男神取代,被降格的过程,往往象征着女性生殖力被控制,从而失权的过程。

考古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以研究古欧洲石器时代文化的学术成就闻名于世。

她在1991年代初发表了著作《女神文明》,通过大量考证提出,在公元前7000-3500年,古欧洲主要是母系和母权文明,人们崇拜女神,社会由女性领导,男性作为猎人和建筑者劳作,而男性和女性,人类与自然皆能和谐相处,并无等级和支配关系,过着田园生活。人们制造瓷器而不是武器,建造聚居地而不是战争堡垒。

然后这一切被北方来的入侵者打破,负责创生和丰收的女神们被男武神们取代。女神们要不被配偶化,成了万神殿中的某个男神的妻子、情人、女儿,或是被带上了面具,化身为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那些顺从但依然强大的女神。

比如成为性感符号的美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被武装化成为战争女神的雅典娜(Athena)——这两个女神其实相当于一个是父权体系中的理想情人,一个是父权体系中的理想女儿,雅典娜甚至没有母亲,而是父亲宙斯头顶生出来的。从中我们再次看到对女性生殖力的“窃取”。

金布塔斯的观点基于实证考古,比如那段时间挖掘出的陶像和石像,其性别特征有70%以上是明显的女性,有乳房和怀孕一样的腹部,以及生殖器。

但是当考古学家缺乏性别视角,或者满含现代人的性别偏见,这些发现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当作女神崇拜的证据,而是被色情化,被理解为当时人类的性玩具,抑或是被简化归类为某种“生殖力邪教”的崇拜(Merlin Stone,《When God Was A Woman》)。

这个知识生产史本身就是人类女性在父权历史中被降格的体现。女性曾经被视为神圣的创生力和生殖身体,在父权意识深深渗透的近现代,却只会被看做一个为男性社会服务的工具。而因为这样的父权思维,我们又不断与可能更接近真相的性别历史失之交臂。

除了信念,我们还需要勇气,直面性别困境的勇气,争取性别正义的勇气,在看清约束和压制我们的东西后,承认“错的不是我,是这个外部秩序”,然后做出不一样选择的勇气。

最后,我希望这套内容对你来说,能够成为一个刚刚开启的性别地图。我想呈现一个当下的性别文化的时代切面,也会探寻一个值得期待的性别未来。但这将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工作。

这张性别地图上还有太多未知海域必须由你和更多人来填写——很多年后当人们回望也许会发现,我们此刻正处于一个新的启蒙时代,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仍有希望把我们带出一个蒙昧混沌的父权秩序,让所有人,成为更好的自己和拥有更好的人生。

要靠近这样一个我们真正值得拥有的美好未来,你首先需要勇气去发起激进的想象。这份信念和勇气,终将引领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人,驶过风浪到达彼岸。

很多学者认为,男性对女性生殖力的复杂情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男性自身,和男性主导的社会。如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被遗忘的语言》中所说,“为了打败母亲,男性必须证明他并不低下无能,他也有生产的天赋。由于他无法凭借子宫生产,他就必须以另一方法生产;他以嘴巴、语言、思想来生产、创造。”

为了平衡在生殖力上的失权和恐惧,补偿无法延续自己的存在焦虑,男性在控制女性生殖活动之余,也加强对文化塑造的尝试,因此建立了男性主导的制度性安排和文化。

这种“创造”本可以有积极意义,但如果它出自恐惧,那么创造出的文化就难以免除支配性和排除性。

为什么将女人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的趋势长期存在?希珀在书中回答:

“乌兰巴人神话中的论证是女人拥有‘一切’。因为她们有子宫,可以制造人类一切男性和女性后代。这一令人感到极不公平的不平衡必须得到纠正,其方式是将女性从任何其他领域排除出去。

男人们自己的‘缺乏’促使他们通过权威的神话和故事、学术理论、评论、宗教戒律、笑话和社会禁忌来去除不受欢迎的女性特质,以一切方式令男性的表现理所当然显得优越,以此扼制女性的力量。”

这为男性展现的侵略性提供了一个有力解释。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第13期,有编辑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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