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讨论：10次重要的经济政策争论

大讨论：10次重要的经济政策争论

梁捷主讲的音频节目《大讨论：10次重要的经济政策争论》已在看理想 App 上线，在这档聚焦争议性话题的节目中，不单有变革者们的交锋，更有动荡之下，被裹挟的普通人命运。让我们与梁捷一同，挑战传统观念，评价过往经济政策的成败，讨论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很多经济政策变革。而几乎所有经济变革都会引发激烈讨论，大的变革就会引发大的讨论。

过去我不太愿意讲具体问题，因为我不是很多具体领域的专家，同时我也相信大家会在各种观念碰撞中反思，用观念战胜观念。但是现在看着历史一遍又一遍重复，很多我们认为早就应该消失的问题又重新泛起，所以跟看理想的编辑聊了聊，我们就再做一档关于历史上经济政策变革的节目吧。

比如我会讲西方凯恩斯与哈耶克关于经济体制的路线之争，以及中国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我计划回顾整理 10 次发生在历史上的经济变革大讨论，以此纪念过去的这几年。

01.

擅长“和稀泥”的经济学家

在今天，许多有关民生的经济事项，老百姓都抱有多元甚至对立的看法。

为什么很多问题现在仍会被提起，这是我经常会思考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常识没有普及，历史教训没有总结，所以探讨问题时没有任何参照系，似乎一切都要重来。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就说过，经济学家最擅长和稀泥，上海话叫“捣糨糊”，任何经济政策、任何决议似乎都有两面性。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话术就是：“这项举措具有积极的意义，理由一二三；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理由四五六；实施之后的可能结果有七八九，现在还很难判别，我们还是要根据进一步的数据加以分析。”

这些话说得都没错，甚至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但是听了就让人恼火。大家都希望经济学家单刀直入，给出明确的结论，而不要模棱两可，左右逢源。有一个段子可以反映公众普遍的焦虑——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身边的幕僚抱怨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总是跟他说“on the one hand”，然后又“on the other hand”，每个人都有两只手，就是不肯说出直接结论。

为什么经济学家这么谨慎、总是不肯给结论呢？首先，每个人对一个事物关注的点，或者自身的利益点有所不同，所以评价会有很大差异；其次，也有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考量问题。

在经济改革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有很多，一项经济政策出台，如何对它进行评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经常听到政客辩解说，由于时间空间背景不同，我们不应该随意对政策提出批评。但真的是这样吗？或者怎样更准确地评价一项经济政策呢？

当年读书的时候，一个老师对我们说，经济学是不能做实验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经济政策制定，都可能在很大范围、很长时间产生影响，可能影响几亿人，影响几十年。所以经济学家做任何政策建议都需要非常慎重，谨言慎行，因为稍不留意就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我们需要对这个政策后果进行福祉评价，道德评价，乃至历史评价。以此类推，我们得去面对过去不同经济政策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并且做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答案，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之一。 

02.

评价经济政策，为什么这么难？

无论是历史上的重要改革，还是过了几十年的政策后果，还是正在发生的影响，经济政策的评析都会遭遇诸多困难之处。从我的经验来看，政策评析所遭遇的困难，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经济事实有不同的认定。比如前几年，旅游业、餐饮业、电影业受到巨大冲击，这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事实。但是碳排放减少，是否要纳入我们的考量范围呢？碳排放减少，毕竟也为我们节约了大量节碳减排的费用。

此外，这几年还出现了很多新职业、新岗位，很多灵活就业的人群就转向了这些新岗位，它们确实吸收了大量的就业。而在疫情后，这些岗位就消失了。

第二，对于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认定。回顾 2000 至 2015 年，可以找到很多论文、专著甚至网络讨论，大都支持放开生育，今天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十多年前大家都讨论过。但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并不见得是全社会的共识，更不是经济政策。广大民众的思想转变可能会更晚。

第三，经济政策事实的后果不容易认定。假设新出台《劳动法》规定，如果一个员工在某个企业连续工作十年以上，这个企业就必须给劳动者提供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就是长期合同。很多企业看到这个法律法规出台以后，可能会采取针对性的策略，比如在一个员工工作满九年以后将他解聘，这样就避免了长期合同。

但在现实中，一个老员工的失业，多大程度是由于《劳动法》所导致的，我们并不确信。因为企业永远用其他理由来解聘这个员工，比如公司业务转型，工作团队优化，工作岗位调整等等，而不会说是由于《劳动法》出台，逼得我们出此下策。所以经济政策与经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容易确认的。

第四，不同人有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在讨论个人选择时，价值观的冲突还不是很严重，一旦回到公共层面，价值观的冲突基本不可避免。经济政策很少有帕累托改进，必定要暂时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很多时候这一部分人是既得利益群体）。所以一项经济政策推行，在当时就会遭到部分人的抵制，事后也会遭到部分人的诟病。我们不能简单地支持或者否定批评意见，而是需要具体分析，谁在批评，为什么批评，批评的是否真有道理？

第五，不同人还会有不同的时间观。比如这些年来我经常听到周边的人讨论，假如一个家庭在上海有一套多余的小房子，价值五百万。因为上海房价高，所以这种价格是一套很一般的房子。现在孩子小学毕业面临选择，要不要读民办学校，未来出国留学。如果把读民办学校和未来出国留学的费用都算上，五百万可能也差不多。一般的家庭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于是就要考虑，是不是把房子卖掉，供孩子未来出国读书。

目前就业环境不好。海归回来的孩子，要在几年内把出国留学的费用赚回来，基本不大可能。所以有些人坚决主张，应该把房子留着，孩子就在国内读书。等孩子长大要结婚，你没有房子还孩子，孩子会恨你一辈子。但是另有些人主张，无论如何应该送孩子出去读书。人的一辈子很长，孩子出国以后会开阔眼界，以后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你因为舍不得房子而不送孩子出国，孩子才会恨你一辈子。

那么到底哪一种做法正确？我不知道。因为这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当然也是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时间观截然对立，不可调和，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同时讨好两者，必定会遭到其中一方的批判。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更多因素都使得我们对经济政策的评价变得很困难。可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对一些重要政策做出评价，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所以我希望能在这档节目中，尝试评价一些过去的经济政策，讨论十来个引发广泛争议的经济政策或经济变革，并且摆明我个人的态度和判断，借此来思考今天我们的所经历的一切。

回到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从一个更宏大的时间 – 空间维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很多问题都在历史上多次出现，也在不同国家一再上演。我不想过多纠结于当下某个具体问题，因为那是无穷无尽的。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确立一套分析框架和评判标准，建设一个成熟可靠的参照系。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史为鉴，以邻为鉴。

利率可能变成负的吗？

直到今天，似乎绝大多数国家还是严格限制高利贷的，看起来和古罗马没有多大的差别，都要限高。但与此同时，可能有人听说过“负利率”的概念，政府要不要也对利率设置下限，避免利率变成负的？

利率怎么可能会变成负的？早在1930年代，美国还陷在大萧条之中，耶鲁经济学家费雪就在思考负利率的问题了。费雪认为，不断降低利率，可以逼着老百姓消费，刺激经济，使经济复苏。利率越低越好，如果能低到负数就最好。

费雪是这样想的，如果银行持有民众的资金时没有任何储存成本，且花现金买商品没有任何额外花费，那么名义利率应该为正。反过来，如果持有现金有储存成本，例如将现金放在银行保险箱要交保管费用，则此时存款在银行不但无法获得收益，还须付保管费；存在银行中的资产会随时间减少，利率就可以变为负的。你存钱到银行，银行不能不收。但银行如果实在无法用你的钱来赚钱，还需要水电煤、保险箱和员工开支，那确实可以给你开负利率。

费雪在1933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邮票凭证》（Stamp Scrip），对那种要求持纸币者定期在纸币后面盖印章以保持纸币有效的观点进行了探讨。这个想法现在看起来非常有想象力，就是要求纸币定期盖戳或者定期贴印花，才能保证它的有效，就像邮票要盖邮戳一样。但在盖戳或者印花的时候，政府可以趁机收一笔钱，过一年还要再来一遍，还要收钱，这不就是负利率吗？

但费雪说了这话，大家也就笑笑，没人当真。过去大家觉得，利率最低就是零，这是一个自然底线。当银行给你零利率的时候，你不去存钱就好，不大会有人愿意把钱免费借给银行使用。我可以把钱放在床底下，自己来保管，那就是零利率。

费雪的设想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提振经济，他竟然想出了这么个给纸币定期盖戳来降低纸币的票面价值的办法。当然老百姓也可能想出很多种应对方法。比如我们可以退回到金属钱币时代，大家使用金银铜币，你总不能在金属硬币上盖章；又比如我们可以不再使用本国货币，用其他国家货币，你总没有能力在其他国家货币上盖章吧；再退一步，即使必须要在纸币上盖章，你怎么保证盖章的权威性？我完全可以买通盖章的人，也可以自己刻个章，你没法保证每次纸币交易的时候认真核对章的有效性。

在1930年代，费雪的这个想法过于耸人听闻，没人把他的话当真。凯恩斯在《通论》里赞扬了费雪的想法，但认为不可行。后来人一般也都如此看待。但是到了今天，宏观经济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学也在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学者开始讨论零利率乃至负利率问题，费雪当年的荒诞想法，现在已经开始被经济学家认真对待。因为在今天，负利率已不再是一句玩笑话。

02.

零利率下限约束

在说负利率之前，我们先区分两个基本概念，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就是账面上的利率，比如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又比如存钱到银行时银行给你的利率等。但现代经济很有可能面临通货膨胀，也就是物价的全面上涨。物价上涨会降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比如在三十年前，有一些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能达到1000元，那时绝对是令人羡慕的高薪收入。可放到今天，月薪1000元的工资连最低工资水平都达不到。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因为90年代的1块钱和今天的1块钱不是一回事，物价已经上涨了数十倍了，这就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购买力的下降。

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银行给你的名义利率是正的，但很低，有可能赶不上外面的通货膨胀。等到你把钱取出来的时候，你获得的实际利率有可能是正的，也有可能是负的。

所以，实际利率为负并不稀奇，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实际利率就会变负。那些鼓动你买理财产品的人会说，你的收益率必须跑赢通货膨胀才不算亏钱，这话说的没错。而现在有趣的现象是，实际利率为负已是常态，名义利率是否也有可能为负，这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讨论“名义利率是否可能为负”之前，我们先简单复习一下宏观经济学知识。有很多朋友关心，经济学家到底有哪些招数，可能提出哪些经济政策？答案很简单，经济学家的工具箱里一共只有两类工具，一类叫做财政政策，一类叫做货币政策，再没有其他工具。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因素可能改变经济，比如制定法律，比如修订政治制度，但这些都不在经济学范围之内，我们就不多做讨论。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利弊。财政政策需要受到一个国家的财政制度的约束，财政约束又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货币政策主要把持在中央银行手里。中央银行通过对一些货币指标设定，可以改变整个市场上的货币数量和运作模式。传统的货币政策包含调整利率、调整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率这三种，其中最常见、也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调整利率。

不同国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使用中存在不同偏好，一般两种都会用，但其中一种会更经常用，用得也更得心应手。比如美国会更多使用货币政策。自美国大萧条以来，中央银行制度逐渐成熟，各国的中央银行经常主动调节利率。

但“零利率下限约束”（zero lower bound）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视作问题。比如在大萧条期间，英国在利率降至2%后就停止了继续降息，到此为止了。事后来看，货币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可是当时的英国央行只敢降到那么多，不能再降了。因为英国政府担心，即使再降也没有效果。

过去有很多学者一度认为，货币政策中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也就是利率必须要是正的，不能为负。许多人认为从银行拿回的钱比他们存入的钱少是不公平的，或者对银行竟然可以不需要支付利息、反而会收到利息而感到困惑。单纯账面计算，利率从0.3%降低到0.1%，与从0.1%降低到-0.1%，可能结果相差不大，但在储户心里可能会有天壤之别。因为前者不管怎样是正的，“保本”了，而后者是负的，“亏本”了。本金作为一个重要的心理锚定点，是不能随便撼动的。

事实上，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经济学家很少谈及零利率和负利率问题。因为在此之前，美联储的最优利率水平一直在零以上，不需要用过于低的利率来刺激经济。现在有经济学家把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这个时期称作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大萧条时期，每个人都有强烈感受。而大稳健时期，大多数人日子都还挺好过，温水煮青蛙，感觉也变得迟钝。

但是2008年以后，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各国经济持续疲软，可能就需要更有力的货币政策加以刺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零利率约束严重削弱了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如果可以无限制地实施负利率政策，并且相应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准备都就绪，那么中央银行可以永远不断地降低利率，永远不会“弹尽粮绝”，永远不会被一个可能并不真实存在的透明地板束缚住手脚。在2008年那次，美联储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小心翼翼地把联邦基金利率降到0.25%，接近零了，还没完全贴到地板。

要说服大家放弃零利率的执念，可能确实比较困难。毕竟千百年来，“保本”的思想根深蒂固。但是，一旦被这个观念束缚住，货币政策就没法真正放开手脚。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对于大多数的经济决策而言，衡量投资回报或借贷成本的相关指标并非名义利率，而应该是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因为在我们生活中，负利率早已存在。

03.

作为货币政策的负利率

那么，我们是否可能将负利率作为一项货币政策来调整国家经济呢？货币政策对一个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当年美国大萧条的时候，耶鲁大学的费雪和剑桥大学的凯恩斯，都不是很看好通过调节利率来影响经济的货币政策，因为两人都觉得使用利率工具没什么用，应该想其他办法。

费雪的理由比较简单，他认为人们使用货币的数量主要取决于物价，或者说通货膨胀，而不是利率。所以单纯降低利率的政策没用，老百姓和投资者都不关注这个指标。凯恩斯的理由稍微复杂一点，他提出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做流动性陷阱。

凯恩斯认为，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到一个非常低水平时，经济就有可能陷入到流动性陷阱中。此时此刻，无论如何增加货币数量，利率再也不会下降，货币政策完全失去作用。你再怎么想方设法增加经济体系中的货币，都像把水灌入一个黑洞一样，只进不出。钞票确实落到人们口袋里，可人们就是不肯把这些钱拿出来用，牢牢地攥着现金。人们担心自己随时需要用钱，也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而极低的利率已经毫无吸引力。现金不投入经济循环就只是现金而已，银行贷款、商业投资、消费等等都没法真正运作起来。这就是流动性陷阱的可怕之处。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对费雪和凯恩斯的观点做一些扩充。他们当年都曾提出，假如政府有办法实行负利率的话，那么扩张性货币政策就可以把世界经济从衰退中拉出来。他们不是不喜欢货币政策，只是没有足够有力、能作用到位的货币政策罢了。在这个问题上，两人的观点高度一致。

接下去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如何实现负利率，真的能直接让老百姓手里的现金越来越少吗？大家也许从新闻里听到，2012年以来，面对通胀率持续低于目标水平的状况，丹麦、欧元区、日本、瑞典、瑞士的中央银行纷纷采取了负利率政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策都是中央银行针对商业银行采用，并非直接针对普通储户，所以普通人的直观感受没有那么强烈。

什么叫针对商业银行的负利率政策呢？简单来说，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比如最近十来年欧美经济都不景气，借贷的公司变少了，商业银行放贷艰难，所以往往会持有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一般会把这些超额准备金存到央行，获取一个比较低的利息。但现在央行开始采取负利率政策，也就是商业银行你到我这里存超额准备金，反过来要你付利息。这样一来，银行就会失去在央行存钱的动机，会更努力地将贷款贷出去，最终就能刺激经济，增加产能，恢复经济的活力。

也就是说，央行通过负利率政策把压力转嫁给了银行，迫使银行更努力地花钱，也就是放贷。但是银行是否会顺水推舟，直接把负利率转嫁给储户？理论上可以，但在现实操作中恐怕还不行。

很简单，如果现在哪个银行率先提出负利率，一定会发生挤兑现象，储户会争先恐后把这家银行里的钱取出来，存入别的正利率银行。如此一来，货币政策还没有生效，银行危机就已先出现。

但这也并不意味负利率与我们普通百姓无关，在很多时候，我们拥有货币的实际利率已经为负，把钱存在银行里，只是账面上还给我们一个正的利息罢了。

早在新冠疫情发生前，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尝试采用负利率或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经历了疫情，各国经济普遍处于低迷状态，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预告不绝于耳。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央行持续采用激进的货币政策，包括负利率政策，也就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前两年，欧洲和日本一直是负利率。但最近德国、法国等国的利率已经转正，日本还是采用轻微的负利率。

04.

负利率的实现手段

最后，我们来谈谈国家或者央行还有哪些办法来实现负利率。从逻辑上推敲，归根到底，只有两种严肃方法能够真正解决零利率约束，或者实现负利率。

第一种方法，中央银行可以大幅提高通货膨胀率的目标，从而提高平均利率水平。这样一来，在经济遭遇持续衰退的时候，中央银行会有更多的降息空间。只要通货膨胀率足够高，实现大幅度降息，或者如我们前面所说，实际利率为负利率，就变得容易很多。换句话说就是，钱的购买力下降了，钱不值钱了。

大多数发达国家通常把通货膨胀率目标设在2%。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目标设得太低，可以设成4%或者更高。当你知道手里的钱会快速贬值，而且这种预期坚定不移的话，不管它贬值多少，你都会尽快把这些钱花掉，从而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调高通货膨胀预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的严重后果。生活在一个通胀率为2%的世界中的人，与生活在通胀率为4%世界中的人，双方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而且通货膨胀会直接导致物价飞涨，工资上涨的速度会有明显的延迟。再加上目前各国失业率都偏高，大家生活艰辛，通货膨胀很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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